公元十三世紀完成了一個哲學的、神學的、政治的、社會的偉大綜合。這一綜合是由于許多因素的結合徐緩地建立起來的。最初的因素是純粹希臘哲學，特別是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等人的哲學。然後，由于亞曆山大征服戰爭的結果，大量地流入了東方的各種信仰。這些因素利用了奧爾弗斯教神秘信仰，改變了希臘語世界以及最後拉丁語世界的世界觀。死而複活的神，意味著吃神肉的聖餐儀式，通過類似洗禮的某種儀式而進入一種新生命的重生等，逐漸變爲異教羅馬世界大部地區中神學的一部分。在這些因素之上更結合了一種解
肉
束縛的倫理，而這至少在理論上來講是禁慾主義的。從敘利亞、埃及、巴比倫和波斯傳來了與俗衆分開的祭司製度，他們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魔法，並能在政治上帶來相應的影響。主要與信仰來世攸關的一些令人難忘的宗教儀式，也來自同一源泉。從波斯，特別傳來了一種二元論，這種二元論，把世界看成兩大陣營的一座修羅場，一個陣營是爲阿呼拉·瑪滋達所統率的善，另一個陣營是爲阿利曼所統率的惡。妖術的行使即是得助于阿利曼及其靈界的徒衆。撒旦阿利曼的一種發展。
蠻族的觀念與實踐的流入和新柏拉圖派哲學中的某些希臘因素綜合在一起了。在奧爾弗斯教，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的某些部分著作中，希臘人發展了一些容易與東方觀點相結合的觀點。也許，這些觀點正是在很久以前假借于東方的。異教哲學的發展到普羅提諾和蒲爾斐利時就終止了。
這些人的思想雖有濃厚的宗教
彩，但若不大加改造，卻不足以興起一種盛行于世的大衆宗教。他們的哲學很難，無法爲一般人所了解；他們的救世法對于一般大衆也是過于偏重理智的。他們的保守思想促使他們維護希臘的傳統宗教，但爲了減輕其中的不道德因素，並與他們的哲學一神主義相調和，他們只好作出寓意的解釋。希臘宗教終因無法和東方的諸教儀和諸神學相抗衡，而且趨于衰亡。預言家變得默然無聲了，而祭司們又從未形成過一個強而有力的特殊階層。因而複興希臘宗教的企圖帶上了一種擬古主義的
格，而這種格更賦予該企圖以一定程度的懦怯與衒學，這在皇帝朱利安身上表現得特別顯著。早在公元三世紀，人們已能預見某種亞洲宗教會要征服羅馬世界，不過在那時還並存著一些競爭的宗教，看來它們也都好象有獲勝的機會。
基督教集結了各個方面的有力因素。它從猶太人那裏接受了一本聖經，和一種認爲其他所有宗教都是虛妄而邪惡的教義；但它卻抛棄了猶太人的種族排他和摩西律法中的種種不便。以後的猶太教已學著相信了死後的世界，但基督徒卻給天堂，地獄，以及進入天堂和逃避地獄的方法，賦予一種新的確實。複活節結合了猶太人的逾越節和異教徒對于複活之神的祭典。波斯人的二元論也被吸取了，但基督徒對其善原則的最終全能卻給以更加堅定的確信，同時並附加了異教徒是撒旦的門徒這樣一項確信。起初基督徒在哲學上和在儀式上並非其對手的匹敵。但這些缺陷卻逐步獲得了改善。
最初，哲學在半基督教的奈斯流斯教派中比在正統教派中更爲進步；但自從歐利根以來，基督徒卻借著修改新柏拉圖主義發展了一種適用的哲學。初期基督徒間的儀式還是個不很明確的東西，但不管怎樣，到了聖安布洛斯時代時它已經給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了。祭司的權能和其特殊地位本取法于東方，但借著統治方法而逐漸有所加強，在教會內部，這是多虧羅馬帝
的實踐的。舊約全書，神秘的諸宗教，希臘哲學，和羅馬行政方法都混合于天主教教會之內，它們結合在一起從而賦予教會一種以前任何社會組織所無法比擬的巨大力量。
西方教會，象古羅馬一樣，發展雖然比較緩慢，卻由一種共和製變成一種君主製。我們已看到教皇權柄成長的各個階段，從大格雷高裏，曆經尼古拉一世，格雷高裏七世，和尹諾森三世，直到霍恩施陶芬皇朝在規勒夫派和基伯林派戰爭中的最後敗績。與此同時，一向是奧古斯丁主義的，因而主要是柏拉圖主義的，基督教哲學也由于同君士坦丁堡和回教徒的接觸增加了新的因素。亞裏士多德，在公元十三世紀時幾乎已全部被西方所知曉，而且由于阿勒貝爾圖斯·馬革努斯和托馬斯·阿奎那的影響，亞裏士多德在學者的腦海裏成了僅次于聖經和教會的最高權威。直到今日，在天主教哲學家中，他仍然保持著這個地位。從基督教觀點來看，我不能不認爲：以亞裏士多德來代替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是一項錯誤。從氣質方面來講柏拉圖比亞裏士多德更富于宗教。而基督教神學從開始以來就適應于柏拉圖主義。柏拉圖教導說：
知識不是知覺，而是一種回憶的幻覺；亞裏士多德更多的是個經驗主義者，聖托馬斯，盡管不出于他的本意，卻鋪平了從柏拉圖主義的迷夢轉入科學觀察的道路。
對于始自公元十四世紀中的天主教綜合系的崩潰來說，一些外界的事件比哲學起著遠爲重大的作用。公元1204年拜占庭帝爲拉丁人所征服，並從此一直到公元1261年受到他們的統治；在此期間其政府的宗教是天主教，而不是希臘正教。公元1261年之後教皇失掉了君士坦丁堡，盡管公元1438年在費拉拉有過一度名義上的合並，但教皇卻從來沒有收複該城。由于法蘭西、英格蘭等民族的君主政的興起，西方帝（指神聖羅馬帝—譯者）在與教皇的沖突中雖被挫敗，但結果並未給教會帶來任何益
；教皇于公元十四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中在政治方面只是法蘭西王掌握下的一個工具。比這些原因更爲重要的一項即是，富商階級的興起和俗衆知識的增進。這種情況都起始于意大利，直至公元十六世紀中葉爲止，其發展經常是遙遙領先于西方其他地區的。公元十四世紀時，意大利北部諸城市比北方諸城市更爲富庶；有學問的俗衆，特別在法學和醫學方面爲數日益增多。這些城市具有一種獨立自主的精神，由于皇帝在現時已不足爲患，于是它們便易于起而反抗教皇了。盡管程度上較差，但這同一運動也還存在于其他地方。弗蘭德斯繁榮起來了：漢撒諸城市也不居後。在英格蘭，羊毛貿易成爲它的一項財源。在這期間裏，堪稱廣義的民主傾向是十分強大的，但民族主義傾向卻較此更爲強大。教廷已然變得很世俗化，大上表現爲一個稅收機構，征收大部分家願意保留于其內的巨額稅收。教皇已不再享有或不配享有那種給予他們權柄的道德威望。以前聖弗蘭西斯曾經能夠和尹諾森三……
西方哲學史第十五章 教皇製的衰落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