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悲劇的誕生卷第二節上一小節]痛（燈火尚未在窗裏點燃之前我們還看不到亮光）。聽！那不是鍾聲嗎？豈有此理！舞會已經開始了，而我們還不知道自己的巡回區域！我們必須臨機應變——整個世界都在爲這個日子而作即興演奏，今天，讓我們一如整個世界所作的同樣再作一次！就這樣，我的美好早晨的夢想破滅了，大概是由于鍾樓所傳來刺耳的鍾聲的緣故罷，而鍾聲帶著奇特的神氣宣告此刻正是第十五個鍾頭。看來夢中的上帝似乎要使我的習慣成爲一種快樂——我的習慣是以適當的安排開始一天的生活，並能勝任愉快地將工作
理得有條不紊，就象個君主似的。二三、腐化的特征
讓我們來觀察一下隨時都會發生而被稱之爲“腐化”的社會現象之下列特征：
第一、任何地方的腐化很快就會形于表面，五花八門的迷信一向占著上風，一般民衆平常的信仰與其相形之下便顯得蒼白而了無生氣，因爲迷信是屬于下層階級的一種“自由思想”——他能從中選擇某種適合自己的形式和教條，他有這個權利。那些對古老宗教及氣氛懷有崇高敬意的人，對這種腐化的現象深表不滿——他們一向也決定語言的用法，而他們對迷信，甚至那些“最自由的人”的評價非常低。我們不妨將它視爲一種“啓蒙運動”的征兆。
第二、一個社會之所以會受迷信的擺布，應該歸咎于它自身的“懦弱無能”（effeminacy），譬如對戰爭的興趣在這個社會已明顯地減小，現在人們渴望舒適的生活就象以前追求軍事和
育的榮譽一樣。人們習于忽略一個事實，亦即往昔在戰場或競技場上爭取輝煌成就的整個民族的精力與熱情，現在都已變成無數私人的情慾了。事實上，在“迷信階段”，人人所使用的精力，就質與量而言，均較往昔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是以前所做不到的（意即未能充分發揮）。也就是因爲于“懦弱無能”的狀態，以致悲劇在各此起彼落，激烈的愛與恨也由此産生，知識的火焰炙熱燃向天空。
第三、就象在改正對迷信和懦弱無能的非難一樣，習慣上人們總認爲腐化時期是一個他們顯得較柔順、殘酷的行爲也比以前大大的減小、更老實與強健的時期，對于這種贊揚一如那些非難我都無法同意。我只能姑且這樣說，即殘酷現在變得較高尚化，而且它的那套古老形式已逐漸不被接受，但是在腐化時期，它訴諸言語舉止所造成的傷害和折磨卻是達于極點（這是它目前唯一的缺點，而它自己喜歡這個缺點）。大致說來，腐化時期的人較富于機智，也喜歡造謠中傷，他們現在都用短劍或埋伏之外的其它方式來謀害人——但他們甚獲人們的寵信和好評。
第四、當“道德”衰壞時，那些被稱爲專製者的人，便現身露面，他們是“個人”中的佼佼者，也較爲早熟。不過在某個短暫時期，這些
果中的果還是會好壞相雜地懸挂在樹上——就是爲了這些果才讓這棵樹存在！而當這衰壞達于極點時，那些專製者之間也會引起同樣的沖突鬥爭，結果就興起一個凱撒，這個最後的專製者，他將人們爲爭取獨立主權而奮鬥所得的成就據爲已有，並因而斷送了這個獨立的主權。在他那個時期，個人都普遍的甚爲成熟，因此“文化”也豐碩且有很高的成就。但是這並非由于他個人的緣故，雖然在那高度文化中的人喜歡以故作他們的一切皆爲他所賜的姿態來向凱撒獻媚；事實上是由于社會表面的不安與勞苦，故而他們需表面上的平靜。在這個時期，賄賂和叛逆的行爲也達于極點，因爲人們愛“自我”甚于愛那個陳舊不堪的“祖
”。所以若要維護這項需求便只有一個辦法，不然就是起來反抗這個可怕的動蕩不定的命運；一旦有財勢的富豪表示准備要施舍金錢時，便最好趕緊伸出高貴的手。人們只爲眼前而活，對于將來少有確定的展望，每個自欺者都懷著一種心理在玩一種簡單的遊戲——人當然只有爲“眼前”所迫才會去幹壞事或行賄，並且還得爲自己保留美德與未來。
這些只爲自己而活的人，他爲人做的事較別人爲他做的少，因爲他覺得自己就象那不可測的未來一樣，終日惶惶不安。同樣的，這些人也心甘情願地聽從那些專製者，因爲專製者深信自己有能力理任何狀況（他既不以人們所了解的來估計，也不以人們的利益爲著眼點）。不過專製者或凱撒即使在胡作非爲時，也深深明了個人權力的重要，爲了表示個人的道德，他們常會關心地提起，甚至與其相結合。因爲他認爲自己是，也希望人們認爲他是如拿破侖曾以高尚的語調所說的——“我有權力以不變的‘本我’來回答一切對我的反對和不滿，我是超出整個世界的，所以任何人不能與我相提並論，我希望大家也順從我的想法，並且將它視爲是一件單純的事，假如我在什麼地方有所逾越的話。”拿破侖有一次這樣對他的妻子說，當他的妻子問起他對她的忠誠時。
腐化時期也就是蘋果從樹上掉下來的季節——我的意思是指個人，未來的播種者、精神拓殖的開拓者，以及家與社會之聯合架構的創建者。腐化只不過是一個人在其豐收時期被咒罵的字眼。二四、不同的不滿
無力和柔弱常使人感到不滿，但卻能巧妙地美化人生並增進其深度。而使人大爲不滿的——對那些不滿者之中較有丈夫氣概的人而言——則能巧妙地改進和保護人生。前者顯示出他們的弱點和柔弱的
格，即他們心甘情願讓自己暫時受騙，甚至忍受一時的狂熱與忘形。不過，大致說來，他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而且也一直爲這無法醫治的不滿所苦惱。還有，他們也是那些想要用鴉片或鎮靜劑來獲得慰藉者的贊助人，由于這個緣故，他們也厭惡那些把醫生看得比牧師（他們會助長痛苦的延續）重要的人。
如果從中世紀以來在歐洲要是這種不滿的人沒有剩余，那麼歐洲人的不斷“應變”的顯著能力就一點也不會産生了。由于大爲不滿者的要求太廣泛，而且實在太謙卑以致無法抗拒其最後的靜默。中便是一個例子，在這個家裏有極大規模的不滿，而且其應變能力已經消失了好幾世紀。以中人對生活的改進和保護的尺度，倘若他們能首先根絕過于病態的、虛軟的和柔弱的不滿，以及在我們身上也仍然極爲濃厚的
漫精神的話，則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和城邦政治的崇拜者便可以輕易地爲中的現況引進一些東西，爲中人帶來“快樂”。
歐洲是一個病弱者，他應該爲好在有爲它的不治及不斷應變所受的苦痛而感激。而由于這些延續不斷的新形勢，以及這些同樣延續不斷的新危險、痛苦與代用品，最後終于引發出一種對天才同樣會有，總之也是所有天才之母的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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