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斷指團 12、一封信上一小節]——其實觀察是研究任何科學所最不可少的條件。觀察的實施就需要“謹細’兩個字。我所以能夠瞧破李四，也沒有別的訣巧，只著重了一個‘細’字。當李四初做替工的時候，他對你非常殷勤。這是他要維持他的地位，以免中途更換，耽誤他的使命。我就覺得他的態度不很自然。因爲我自問生平不搭架子，並無使他遠而避之的理由。但他每次見我，總不敢把眼光直接向我。我既起了疑心，就開始搜集證據——這也是一般科學家的應有步驟。我覺得他時常躲在門外偷聽我們的談論。我曾經對你約略提起過，你卻疑我有什麼酷意，竭力袒護他。那就是你犯了不仔細的病，眼光也便被他蒙起來了。”
我有些抱慚，問道：“你說他偷聽我們的談論，有什麼證據？”
霍桑笑道：“你這問句就可算是你不仔細的供認！你可覺得我們每次喚他，他總是應聲而進的？這顯見他時時伏在我們的門外。有時我覺得他在門外，故意的突然喚他，他出不意地進來時，總未免帶些驚惶的顔
。這樣的幾次，我就確信了他來做替工是故意的，一定懷著某種目的。後來我得到斷指，就推想到這李四和它有某種關系。我又擡得了這條報紙，仔細推索，使假定這紙條必是李四所遺落的。他既然時常在門外偷聽，或者當他送斷指進來的時候，他本將斷指的紙包放在袋裏，後來聽得我的呼喚，他突然進來，急急將紙包取出，就把袋裏的紙條帶出來，遺落在地上。不過那時候我雖疑心李四，還不敢確信他就是斷指團裏的人。
“我從江邊茶館中回來時，詢問旅館帳房，那起先的茶房趙二爲了什麼事請假。據說趙二因害了重病躺在家裏，所以叫李四來替。我又打聽得趙二的住址，悄悄地尋到他的家裏，想查問一個實在。不料趙二不在家。我又問他的鄰居，據說在十天光景以前，不知道他從哪裏得到了一注錢，一個人往上海去玩了。
“因此，我才斷定李四實在是一個團員。他起先買走了趙二，投身進來刺探我們的行動，可稱機敏之至。幸而我早早注意到，不曾中他的計，他倒反被我利用。老實說一句，這一次破案，我得他的助力正不少呢。”
我沈思了片刻，又說：“那末二十九日傍晚，李四被拘縛在你的
底下，他的
上又給戳一刀，那是他的苦肉計嗎？”
霍桑深深地吸了幾口煙，答道：“是。你慢慢地聽我說。當我把這紙條研索出一個結果之後，雖知道李四是一個團員，並知道他的同
要約他會面。但我還不知道他們的會合地在什麼地方。我要想偷偷地跟了李四一同步，紙條上又沒有的會的日期，不知道已經會過了沒有。所以我一時還沒有把握。直到我回到旅館，看見李四被刺，才恍然明白。原來李四的被刺本是一出把戲。什麼刺哩，被縛哩，和留下的刀哩，警告書哩，都是他一個人玩的，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別的團員進來過。
“你說得不錯，這是他的苦肉計。它有兩種作用；一則用這計策堅定我們的信任；一則因爲那一天晚上，他要赴同的約，借此可以告假務。這兩層計謀既然都被我看破，我先時的疑團就也迎刃而解了。
我詫異道：“唉，霍桑，經你一說，便覺得路路都通。這樣一件神秘的事，你竟一目了然。你真可稱得獨具慧眼了！
霍桑道：“你別說笑話，只是你自己不細心罷了。你可記得那天下雨的時候是在四點鍾以前？但據李四說，他在四點半鍾進來關窗，才被人縛住。那天是東北風，假使李四的話是真的，那末雨下了半點多鍾，窗還開著，東窗口裏應得被雨打
。怎麼當時並不見一點兩點？即此一層，就可知李四說謊。其實他明明早已進來，安排好一切，不過防我們生疑，才借關窗爲名，掩飾他進房的嫌疑要了。
“心細于發，目光如炬”，似乎盡可以移贈霍桑，決不致近乎誇張。他的解釋又句句恰中清理。我實在沒活可辯。
霍桑繼續道。“除了這一層，還有三個輔佐的疑迹，助我構成那假定：一個是繩子的繩結，顯然是他自己用牙齒咬著打的；其二，足印也只有他一個人的，故而我知道沒有別的人；其三，我料想那地板上的血迹，不是人血，而是什麼動物的血。你想他的部的傷口只有一寸多長，又不很深，那裏會有這許多血？”
我點頭道：“是，說破了果然都非常明顯。當晚你是跟了李四一同大的嗎？”
“正是。那晚上我料他必要往團員們的約會所去。九點四十分時，我就出去，匿伏在旅館外面；等到十點半時，果然看見李四出去，我便跟在他的後面，一直到念佛寺裏。假使那晚上不雇楊凡通有護功的心，這回事早就可以結束了。”
“第二次破獲東臺寺的機關，你仍舊靠著李四做引線。是不是？”
“是。不過這一次我是主動，不是乘機。我知道第一次的機會是偶然的，不容易再得。我就想仿照他們的秘密，假作一次通信，約他去聚會、他若使中了計去，我又可以得頂頂洞的新地點了。”
“那假通信你怎樣投寄的？”
“這就是個困難點。我本來不知道那秘信怎樣寄法，也不知道約會的日期怎樣表明。因此我從多方面探伺，一面又注意他所交接的人。
“一號的傍晚，有一個鄉人裝束的人來訪李四，交談了幾句，那個人匆匆便去。我料這個人是同，特地屬隨他去。不意到了惠民橋相近，那人忽然不見。我失望回來，但已料到新遷的機關大概在惠民橋近邊。
“這樣過了兩天，我再沒有別的機會。我很著急，因爲我瞧李四的情狀有些流懈，似乎將要離去了。直到昨天三日的清早，李四偶然出去。我悄悄地開了他的房門進擊搜查，果然按得兩個郵寄的信封，封面上都寫著：“‘本埠江口，中華旅館，徐守桐收，”卻沒有房間的號數，又沒有寄信人的名姓；左邊各寫了一個日期，一封是六月二十六，一片是六月二十九。我更瞧郵局的印章，卻是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都是先發一日。我才知道這封面的日期不是發信日期，而是約會的日期；又知道他們是用改名寄送的方法，以保持秘密。原來旅館中的常例，凡信件上不寫房間號數，或不知姓名，他們必照例
花收信袋裏，以便本人看見了自取。徐守桐三字，旅館中人既不知道是誰，又沒有房間號數，勢必也放在袋裏。李四看見了，自然可以乘機取下。這方法使人不知不覺，豈不是再妥密沒有？”
我連連點頭，應遵：“正是，真巧妙。情面上寫日期原是應有的事：雖然日期和郵印相差，但不注意的人自然不會去細細地比較。況且信內又是秘密的隱語，即使被人收得了，也不會被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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