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作者介紹上一小節]出現了無法解
的重壓感。這正是陳奂生
格的淳厚的一面。
我們認爲，陳奂生去弄短缺原料，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一是陳奂生的內因，他總“覺得這麼容易得來的錢，多少有點不正路……弄不好還要害吳書記呢……還是趕快洗手不幹妥當”。他雖不具備主人翁的本領，但缺德事是不幹的。二是吳書記是“正派人”，他的關得嚴嚴實實的鐵門是那麼容易掮下來的嗎？這內因與外因的結合，可以想象，如果陳奂生二訪吳楚，像做了“虧心事”般的陳奂生，在吳楚面前是站也站不直的。當時在陳奂生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聽廠長的話，像吸血的螞蟥一樣繼續去叮吳楚；一條是聽陳正清的話，在生産責任製中再摘掉一頂“跟跟派”的帽子，學會生産上的自主權。陳奂生終于被陳正清點“醒”了：“想著包産以後，只要勤快、肯學，總能趕上大家的。”他選擇了後一條路--正路，不再去二訪吳楚了。這在某些幹部看來，他又成了廢物，利用價值又重新等于零。一切“表揚”從此告終，門庭從此冷落。看來，陳奂生也的確只有通過學習，使用自主權來證明自己不是廢物。道路艱難，甚至坎坷，但他終究不再是寄生物，而是要學著做主人翁。所以陳奂生系列小說是寫陳奂生在找位置的過程中，走了彎路，做了寄生物，直到在“包産”中可望學習到做主人翁的思想和本領，真正找到他應得的位置。
在《李順大造屋》和陳奂生系列小說獲得巨大成功後，高曉聲對農民必須具有
家主人感的問題作了延伸和開拓，更深地揭示了農民的曆史的因襲重負。那就是他的佳作《老友相會》。主人公周漢生是個“時來運轉，還能
手把三間樓屋豎起來”的農民。但他又嘗夠了甜酸苦澀的況味：“造房子實在不容易，買齊了材料，從動手到造好，不知要耗損多少精神，花費多少力氣。這件大事幹下來，自己不曾躺倒，就算堅硬的了。”這豈不是隱約中透露出它是李順大的命運的延伸。
農民周漢生與老幹部恽成的關系是富于傳奇的。在打遊擊時，周漢生“救過他的命”，在“文革”中被批鬥時周漢生又演出了類似劫法場般的壯劇，但這兩位三十多年來的患難之交“竟只見過兩次面”。“文革”後，恽成作爲高幹再度複出，在百忙中被邀去看看周漢生的新居，“吃頓便夜飯”。恽成原以爲這是“酒逢知己幹杯少”的老友的促膝談心。誰知一到周漢生的村裏，他腦中構想好的“老友相會”的畫面，卻被塗抹成非常尴尬的“官場應酬”圖。陪伴他的竟是七個“記”和“長”。在八仙桌上，連周漢生的座位也沒有。由于恽成的堅持，才成了一個“搭搭臺角”的角
。這使我們的靈魂受到一種強烈的沖擊。
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在推翻帝主義、封建主義兩座大山的鬥爭中，“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的人民大衆”，可是現在卻出現了一種位置的顛倒。陳奂生系列小說中，陳奂生把吳楚看成是救主，而周漢生又把恽成看成是上帝。公仆變上帝，從這一角度去考察，《老友相會》卻又是陳奂生系列小說的延伸。
爲什麼我們讀了這篇小說會感到心中席卷起一陣靈魂風暴？這是因爲周漢生是自覺自願地使自己沒有座次的：“你是大幹部，總要讓幹部來陪你呀！”“一個不缺剛巧一桌，這其實是周漢生早作的安排。”當恽成笑惱著說：“我是來看你的，完全是私人朋友交往，要他們來陪什麼，你就請他們先回去吧！”周漢生的妻子所說的話更叫我們的心隱然作痛：
伯伯，快別那麼說。這麼多幹部上了我們家門，還
是靠了你的面子，要在平時，我們請也請不來呢。……
今天這樁喜事，比娶媳婦大，比造三間房子還大，別說
我們不會忘記，就是我這些孫兒孫女長大了，將來還會
把你到我家來的事講給他們的兒女聽呢！
無怪恽成要“猛然一驚，心中悚聲”。他怔了半晌，暗暗歎了一口氣，強抑著激動的情緒說：“阿嫂，這沒有什麼意思，你還是把漢生救我的事告訴後代，讓它傳下去吧！”是的，人民才是我們的上帝，而幹部不過是人民的公仆。革命是人民用小米喂養大的，革命是人民用小車推過黃河，長江，直推到祖南疆！《老友相會》的結尾意境深遠：
回去路上，恽成很不開心，思想一沈，放千裏馬，
不知想到哪裏去了，他呆怔怔地看著司機的後腦勺，自
言自語地說：“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司機以爲恽成是問他，立即作了明確的答複。
這答複打斷了老恽成的思路，他生氣了；說：“我
不是問你！”
司機聽了，非常詫異，問道：“你說什麼？”
老恽成大聲說：“我說什麼？我什麼也沒有說！”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恽成真的到了“不知什麼時候的時候”？不！他知道時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已是人民當家作主之日，但在周漢生那樣的擁護革命的基本群衆身上，卻有著如此沈重的曆史負擔。這是我們正在大力破除個人迷信的年代，但那根深蒂固的奴赫然猶存。經過再三扶持，也不過敢做一個“搭搭臺角”的多余的人。而作品中的某些“記”和“長”，也確實到了“不知什麼時候的時候”了。
作家通過恽成發出了振聾發聩的問號：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還是“幹部比爹娘還大”的時代？陳奂生的“食”的問題解決了，李順大和周漢生的“住”的問題解決了。我們無比欣慰。但現在更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大問題是不能再把主人翁和公仆的位置顛倒下去了。到了把這個因襲的重負抛掉的時候了。我們要在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大道上迅跑，而顛倒著身子，讓腳朝天、手走路的巨人，是既不會走得快，也不會走得遠的。
有人認爲，高曉聲的作品中大都寫小人物，而且寫舊烙痕較深的小人物，喜歡爲舊中的老兒女畫像，很少去塑造新人和英雄形象。這大概是由于高曉聲筆下的李順大和陳奂生給人們的印象太深的緣故，但他們是不應劃人舊中老兒女的範圍中去的。相反，高曉聲認定：“像陳奂生這樣的農民，長年累月吃不飽肚子，照樣下田勞動，不去偷，不去搶，仍舊依靠自己的勞動，艱難地生活，這就很了不起。這就是英雄氣質，當然他算不上英雄。”[注]
對于刻畫新人和塑造英雄形象，高曉聲是有自己的一套見解的，歸納起來大概有如下幾點：一、對“新人”這個概念，人們的理解往往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作家應該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表現自己熟悉的新人：二、英雄不能和人民對立起來，英雄史觀和人民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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