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作者介紹上一小節]應該是統一的，要在普通人身上去發現英雄氣質，切勿拔高，注意英雄的可信
，這才不致高不可攀，而是通過學習，英雄氣質可以在普通人身上“引爆’，發揮精神原子彈的作用；三，反對把“塑造英雄”作爲造神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應該說，高曉聲對農村的新人新事是極爲關注的。他不僅去塑造新人的形象，而且去描寫那些新的觀念逐漸代替了舊的傳統。他感到對有些新的事物一時還無法作出估價，對有些新的要求還不知如何滿足，但作爲笃信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作家並不應該回避。他說：作爲反映現實的文學作品雖無法去解決，但我們可以把問題“顯示出來”。他就是遵循這樣的原則，去反映某些新人新事的，最有代表的作品是《
東流》和《崔全成》。
農民的“食”和“住”問題解決之後，劉興大的老伴就要想到“看”（電影），女兒劉淑珍就要想到“聽”（收音機）和“穿”（鞋子）的問題。作品的開端就說“牧歌式的生活早已結束”，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顯得黯淡無光，劉興大的治家之道的算盤打得太古老，連他的女兒淑珍也“反了，反了”。我們面臨的是一場要改變幾千年來的生活和生産方式的巨大而深刻的變革，猶如大江東去東流。別看那一雙鞋子引起的“風波”，它說明了農民除信奉價廉、堅固、耐久、實用的經濟條律之外，又添加了靈巧、美觀、賞心、悅目等帶有精神享受的生活美學准則。做鞋穿不如買鞋穿；淑珍做的鞋就當作出
的工藝美術品看待。李松全求她做雙鞋不是爲了穿，而是爲了“定情”。這悄悄話被劉興大聽到後，心中暗暗罵道：“該死的，這
蕩子！”
劉興大認爲是“蕩子”的，卻是農村的新人。李才良、李松全父子是不是農村中的“當代英雄”，對作家說來，或許是屬于“只可顯示，不能定論”[注]的。但是，從文學形象的角度去權衡，李才良與李松全夠得上“新”的准。正是他們，在將中
農村推上多種經營的農工聯合組合的軌道：他們有那麼大的
襟，頂得住“三起三落”的折騰，自家的房子被工作隊拆了兩次，到頭來只歎了口氣說：“橫豎事情也過去了。”那
風如若再來，“來也不過是拆房子。我也不曾壞過良心，大家得到好
，能說一聲值就算”。至于松全，他是心靈手巧的技術員。他並不知道這雙鞋是劉淑珍做的，但面對這雙藝術品般的鞋子，他舍得“買一雙膠鞋同你換”，他不願看到這藝術品的被踐踏。這種對“美”的生活准則的追求，使他贏得了淑珍的心。淑珍對徐炳元表示冷淡和對李松全的傾心，實質上表明她對劉興大式的生活方式的厭棄，和對嶄新的生活方式無限向往。她對父
劉興大坦率地說：“我不要過那種日腳，我厭透了！”因爲在徐炳元“眼裏只有錢和物，哪個姑娘配他愛”？人，不應該再是錢和物的奴隸；人，是支配錢和物的主人，用自己勞動汗去建設，去創業，同時也要去享受。守財奴的生活當然應該厭棄，那只講創業，不適度地享受的日子，也應該一去不返了。爲了不肯買鞋穿，強調什麼都要自己做，“趕著你起早磨黃昏，半點沒空歇，想學習不得學，想看電影不得看，想外面去見識見識不得去；有了錢買塊糖吃還說吃饞了嘴，這日腳過了有什麼意思！”這是“新”的一代的聲音，但對老的也不一定沒有吸引力。連那個罵李松全是“蕩子”的劉興大，也漸漸覺得它有感染力，以致在小說結尾，“劉興大揣度女兒在做鞋子，用腳踢踢老婆，模模糊糊地說：‘隨她去……’”是的，“隨她去”。大滔滔向東！誰也阻擋不了的。
在《東流》這個短篇中，李才良和李松全父子畢竟還是次要人物，我們雖感到他們的“新”，但又覺得作者還未寫“暢”。高曉聲真正將鏡頭對准農村新人的，至今爲止，莫過于《崔全成》。如若問道：高曉聲筆下有沒有“不但具有當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確確實實有當家主人翁的本領”的農村新苗？答案是“有”，那就是精明能幹的崔全成。那是與李順大、陳奂生不同的農村新人。作家說：“這種人正在大批湧現出來，他們才真正是農村的精華。”
讀一讀《崔全成》，我們就會感到這個人物的素質是新的。而且善于在錯綜複雜的形勢下，在節骨眼上用心勁。高曉聲是將社員崔全成的運籌與生産隊長崔大牛的境交織在一起加以描寫的。實行責任製後，隊長崔大牛的“長手臂截短了”，“社員自己掌握了生産權、生活權，有些人就不理睬他了。”他過去曾威風凜凜地說過：“我當隊長，就要統吃。”現在是“統”也統不來，“吃”也吃不到了。這個全公社出了名的後進隊，在批准實行生産責任製後，很快起飛了，可是隊長卻“垮”了下來，連他吃慣穿慣玩慣的老婆也想“飛”了。這時一個不是隊長的“隊長”，卻在“眼觀四，耳聽八方”，暗暗用勁，爲了一支新苗--農村生産責任製的紮根茁壯而費心出力。
這還是一個責任製受到種種非難的“破土階段”，他們隊裏搞包幹責任製搞了一年半，“縣、區、公社三級幹部都不曾公開表態支持過”。崔全成知道，有的幹部“違心”地批准他們搞試點，是“死馬當活馬醫”。一旦“死馬”沒有起死還生，就會成爲某些人反對中央政策的借口。“崔全成一眼就看穿這一點，所以被激怒了。他下決心，默默地使足了全身解數往前闖……”崔全成想得也寬，管得也寬。他宣傳責任製甚至想宣傳到城西公社書記劉子寬頭上去，他覺得“有機會跟這些幹部講講包産的好，至少也能減少一點阻力”！他可沒有陳奂生的“幹部比爹娘還大”的思想。他倒是從實際行動表白了自己對“幹部比兄弟還”。他要把垮得趴在地上的崔大牛扶起來，“莫讓反對派找到借口，說責任製搞得生産隊長養不起老婆”。于是，他要幫隊長崔大牛“找位置”：“現在搞責任製了，大家都找到了合適的位置。你也應該找到啊！”一個社員要幫隊長“找位置”，這的確是件“新鮮事”。崔全成在任何大小幹部面前，都不存在自卑感。他覺得自己和他們一樣能生産，能生活，能革命，是毫不遜的。對生産隊的各家各戶，他“覺悟到他的命運是和大家聯在一起的”，一人富，千人窮的事業是搞不長的，所以他把自己學到的一切有用的東西都搬口生産隊，使大多數社員找到適合自家發展的副業。他覺得害怕包産後就會造成“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局面，是一種淺薄之見。凡此種種，都說明崔全成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作家以崔全成扶持大牛及勸導大牛妻子爲主要情節，寫出崔全成的“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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