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有只鴿子叫紅chún兒上一小節]的學生場，五分錢一張票，我都不向她要錢。我上高中的書本費全是我偷偷去做小工，撿破爛掙來的錢。學校裏對我還是比較照顧的，學費全免。有時候，圖書館整理圖書，班主任老師叫我去幫忙，學校裏給點補貼。不是我不愛看電影，我是怕看上了瘾就老想看。後來是公
發現了，他就替我買過好幾次票。那一次上製圖課，老師把我叫起來，問我爲什麼總不用製圖紙做作業，我怎麼說呢？他態度也不好，說再不按哥斯特（規格俄文叫哥斯特）的作業，今後他一律不改。我就頂了他一句，只要圖畫得合符規格，你管我用什麼紙呢？是他先火了，說不想上製圖課的可以出去！我就出去了，在教室外的臺階上坐了一節課。後來，你串通了公，給我買了製圖紙、鴨嘴筆，怕我不肯收，偷偷塞進我的書包裏。你們不是公子哥兒，也就那兩個零花錢，還不是自己省下來的。我發現你們塞在我書包裏的那卷製圖紙、鴨嘴筆和一張小紙條子。紙條子上寫了幾個字：“請你一定收下，我們佩服你刻苦求學的精神。”你們當時沒留下名字，可我認得你的筆迹。我很感動，我從來不向人訴窮的，也不要人施舍，我跑到圖書館樓下的拐角裏哭了一場。你們是難以理解這種心情的。我現在就可以掙錢了，我需要工作！
快快頭一次發現人生還有這樣的悲哀。他父
是一位民主人士，有相當高的地位，家庭經濟條件也好，他從來也沒有感到短缺過什麼。聽到自己的同學因爲家庭經濟條件的限製，竟然做出這種犧牲，放棄自己的前途，還要蒙受落榜的恥辱，他非常難過。眼前，正凡卻清醒地等待著這種不幸。如果替一個同學僅僅是買個鴨嘴筆，或是交付一些書本費，快快可以向父母要，他們也會給他的。但是，要負擔一個人整個大學期間的費用，這他想也不敢想，也不能向父母開口，他沒有辦法幫助自己的朋友，沈默了許久，只好說：“走吧，你不是沒有什麼事？我們出去轉轉。”
他覺得，他應該陪伴正凡，分擔一點朋友的痛苦，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
他們出了校門，沿著一條小巷子走著，兩人一言不發。此刻，對他們來說，這種默契勝過于任何語言。他們穿過了一條又一條小巷，來到了大學的門口。
這正是五七年的夏天，那個不尋常的夏天。他們當時還不懂得社會生話中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也不關心，學校大門口貼滿了“大鳴大放”的標語和大字報。他們出于好奇，便站住看。其中有揭發學校領導官僚主義作風的；有要求改善學生待遇的；有對一些
團幹部的批評；還有對
家政治生活的許多議論。而那些大膽的評論使他們吃驚，大字報中揭發的那些問題也使他們憤慨。但是，快快又覺得，這一切似乎離他十分遙遠，他身邊還沒有過這種感受。他是在幸福中長大的，他感覺到的激情和不平瞬間也就消失了。他們進到校園裏，又看了一會大字報，之後便分手了。
我回到家裏，剛進門，見客廳裏父在和一個人談話，來人正在向父勸說什麼。說到要他“鳴放”，“發表意見”，“向提建議”，諸如此類的話。我上樓去了，回到我那間小書房裏，又沈浸在我的功課中。傍晚，我下樓來吃完飯，就又上樓了，一直坐到半夜。幾個月來，我天天如此。下樓睡覺的時候，經過父母的房門，發現房裏還亮著燈。往常，這時他們早睡了。母坐在椅子上，父來回走動著。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父說，“這已經是第三次來動員我了，我的意見早說過了。”
“組織上來找你，要你主持會議，整整風，你老推托不好，”母說。
“你不知道，這是政治！當前的情況複雜，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來召集會議，我就得對自己召集的會議負責任。”
“組織上這樣動員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長，你不召集誰來召集？要搜集群衆的反映，偏激的意見又不是你的意見，你也可以說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這樣多不好！”
“唉……”父歎了口氣。
我這才感到大學裏發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種聯系。我沒有深思，回到自己房裏，入睡之前，還聽見樓上房裏父沈重的腳步。
我考上大學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父正在做檢查。那天下午，當我從郵遞員手裏接到錄取通知書，我立即甩掉了腳上的木拖鞋，赤腳跳進房裏，高興地喊道：“
，你快來看呀！我考取了！”
母從樓上下來，她接過通知書的時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爲什麼哭？難道憑我的成績還考不取嗎？她完全不必有這種擔心！我對說：“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願。”我那時很驕傲。我說：“我是我們同學中成績最好的一個，我們學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學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還有誰能考得上？”
到大學以後，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確實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個幸運兒。盡管我考分這樣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的這種擔心我後來才理解。我們學校的教務主任，就是在新年晚會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羅老師，他爲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單位關于他的右派問題的材料在抽屜裏壓了半個月，才寄到招生委員會去。所以，轉到學校的時候，我已經報到了。我是那許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個幸運兒。我這是後來從一個員同學那裏間接聽說的。學校裏討論過是否把我退回去的問題，我們系的總支書記爲我說了話。他是個好人，五九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圖書館去當一名管理員，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他，也許是調到別的地方去了。在我入大學的時候，他替我說了話，大致是說我還是孩子，進大學時我還不滿十七歲，在中學論表現論成績都好，既然收來了，還是留下吧。這樣，我就被保留了學籍，可大學那些年的生活，對我這個幸運兒來說，卻又是不幸的。因爲我從一進學校起，就背上了家庭包袱。
的話還是說五七年那個夏天吧。快快見我也考上了第一志願，原諒了我對科學的背叛。他來祝賀我，我們便和解了。我們又不約而同談到了正凡，便約好了一起去他家看他。
正凡出來了，穿著個汗背心，顯得若無其事的樣子，我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因爲我們是幸福的人，而他不幸。我們約正凡一塊出去玩玩。正凡說：“去哪兒？”我想起爬山，就說：“爬天臺山！”天臺山在城外，有三十多裏路，我們說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動身。吃的、喝的由我們帶，他就別管了。快快說：“把你的畫板帶上就行了。明天早晨四點鍾到你窗上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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