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清帝第二書上一小節]擢爲巡撫，閻敬銘則由臬司擢撫山東，左宗棠則以舉人部員賞三品卿，督辦軍務，劉蓉且以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陝西巡撫，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興。若漢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測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業。伏讀《世祖章皇帝聖訓》，屢诏舉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隱逸，舉貢生監，佐貳雜職，皆引見擢用，此誠聖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今日變甚急，天下未爲乏才，而未聞明诏有求才之舉，似非所以應非常之變也。夫有非常之事變，即有非常之才應之，同治中興之臣，率多草澤之士。宋臣蘇轼謂：“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養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撫、兩司，各舉所知，不論已仕未仕，引見擢用，隨才器使。昔漢高之于樊哙，每勝增其爵級；其于韓信，一見即拜大將。凡有高材，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懷
恥，又感知遇，必鹹致死力，以報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
夫人主所以駕馭天下者，爵賞、刑罰也。賞罰不行，則無以作士氣；賞罰顛倒，則必至離民心。今聞日本要我以釋喪師之將，是慾以散衆志而激民變也。苟三诏既下，賞罰得當，士氣鹹伸，天下必距躍鼓舞，奔走動容，以赴家之急，所謂下诏鼓天下之氣者，此也。
何謂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憑險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爲都，故婁敬挽辂，漢祖移駕，宋汴梁無險，致敵長驅，徽、欽之辱，非獨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順已失，威海既隳，險阻無有，京師孤立。近自北塘、蘆臺、神堂、澗河，遠自山海、撫甯、昌黎、樂亭、清河、蠶沙，
可入，無以爲防守之計。此次和議即成，而諸夷窺伺，皆可揚帆而達津、沽。《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
險既失矣，何可守？故今日大計，必在遷都。
請以前事言之。我朝當道光之時，天下全盛，林則徐督粵，鄧廷桢督閩，疊敗英酋樸鼎查、額爾金之兵。而移師天津，即開五口，而償二千萬矣。其後道光二十九年，鹹豐六年，鹹豐八年，皆始戰終和，借京師以爲要挾，諸口益開，巨款累償。暨庚申之變，我文宗顯皇帝至爲熱河之狩，焚燒禦園，震驚宗廟。至今萬壽山營繕雖新，余燼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虛實。此事非遠，皆諸臣所目擊，前車易鑒者也。尋五十年來，吾大臣用事及清流進議者，不深維終始，高談戰事。及震動津、沽、宮廷惶駭，則必以戰無把握，輸款求和。于是屍位無恥之流累借和議以容身。朝廷雖深知主戰之直，必不見從；亦明知議和之非，俯徇所請。蓋實患既至，非複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所累借以脅製者，皆以吾京師近海之故。彼雖小醜，無求不得；吾雖大勝，終必請和，亦既彰明較著矣。用事者既不早爲自強之謀，又不預作遷都之計，夷釁既開，虛僑空談，相與言戰，乃稍敗衄，震動畏縮，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棄千萬之民而亦爲之，其不智而失計亦甚矣。
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棄民者，爲保都畿，安乘輿也。微論將來外夷繼軌，都畿終不能保，乘輿終必致驚，而以區區十裏之城，棄千裏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以後事料之，諸夷知我之專保都畿也，鹹借端開釁，陽攻都畿以索邊省，我必將盡割沿邊十余省，以保都畿，是棄天下萬裏之地、數萬萬之民，以易區區之都城也。
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豈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爲至計哉！以五十年來前後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輸割，皆爲都畿邊海之故，其事易徵，其理易明。昔者苟能自強，雖不遷都，猶可立；今日雖慾自強，而外夷連軌，計不及待。故非遷都，智者無所騁其謀，勇者無所竭其力，必將坐困脅割盡而後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豈不痛哉！
故今日猶言不遷都者，非至愚病狂，則甘心鬻。大臣既不能預鑒于前，而至辱，又不補救于後，必至喪邦。皇上聖明，試以诘難諸臣，當無從置喙，或下群臣集議，當亦從同，而後宸衷獨斷，定議遷都，以安宗廟而保疆土，無逾于此。
或謂我能往，寇亦能往，我遷都以避，寇深入以爭，自古遷都之謀，皆遂爲偏安之計，此明臣于謙所以力爭，而庚申所以止議也。不知古今異形，今昔殊勢，外夷政由議院，愛惜民命，用兵甚慎，不敢深入，與古不同，今日本用兵已可概見。我即遷都，可以力戰，雖沿邊糜爛，而朝廷深固，不爲震懾，即無所脅製，主和者無所容其身，主戰者得以激其氣。豈不鑒于五十年事，而尚以爲孤注哉！獨不畏徽、欽之辱乎？
或謂君有死社稷之義，此尤不達經義之讆也。夫君者，諸侯之謂，以社稷受之天子，當死守之，猶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責比耳。若天子以天下爲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爲？明莊烈帝既爲迂儒所誤，明社遂屋，豈可複以此誤我家哉！且一朝而有數都，自古爲然，商七遷，周營三邑，漢室二京，唐世兩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樂乃遷燕薊，以太子留守南京，宮殿官僚，悉仍舊製，擇有司扈從行在，廟社官署，隨時增修，永分兩京，可以爲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熱河、遼沈，則更迫強敵；南入汴梁、金梁，則非控天險；入蜀則太深；都晉則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近雖
利不開，漕運難至，然都畿既建，百貨自歸，若借機器督散軍，亦何利之不開哉？
夫京都建自遼、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華殆盡。近歲西山崩裂，屢年大，城垣隳圮，闾閻房屋，傾壞無數。甚者太和正門、祈年法殿無故而災，疑其地氣當已泄盡。王者順天，革故鼎新，當應天命，謂宜舍燕薊之舊京，宅長安爲行在。然人情樂于守常，難于移動，以盤庚遷殷，誠論至煩“三诰”，以魏文遷洛，世臣猶有違言。
蓋世臣大家，辎重繁多，遷徙不易，聽其變舊，庶免阻撓，自非大有爲之君，不易破尋常之論。魏文南征，永樂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講明利害，遠之防諸夷之聯镳，近之距日本之脅製，急斷乃成，亟法漢高，即日移駕，奉皇太後巡于陝西，六龍西幸，萬人歡慶。幸當講和之時，民心稍靜，擇
藩之望重者留守舊京，車駕從容西狩，擇百司扈從，以重兵擁衛，必不慮宵小生心。日人雖慾輕兵相襲，數日乃抵津、沽，而我大雲集都畿，猶可一戰，彼豈敢深入內地，飛越四天門、潼關之險哉？然後扼守函、潼，奠定豐、鎬，建爲行在，權宜營置，激厲天下，妙選將才，總屯重兵，以二萬萬之費改充軍饷，示之以雖百戰百敗，沿海糜爛，必不爲和。日本既失脅製之術，即破舊京，不足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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