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腐敗和亞洲的經濟發展上一小節]通過精確的點估計和腐敗等級來提供一個樣本計算。如果菲律賓能夠將腐敗
平降低到新加坡的平，假定其他因素不變，它能夠將它的投資與gdp比率提高6.6個百分點[＝（6.5—1）×0.012]。
2．外
直接投資
20世紀90年代早期，在考查14個主要來源投入到41個接受的雙邊外直接投資的時候，魏尚進發現了接受的腐敗阻礙外直接投資的清楚的證據（腐敗系數和接受稅率分別爲-0.09和1.92）。使用那篇論文中的點估計和bi腐敗指標所進行的樣本計算表明，如果印度能夠將它的腐敗平降低到新加坡的平，對吸引外投資的影響將與把這個家的稅率減少22％[＝（5.75-1）×0.09／（0.01×1.92）]具有同等的效果。
許多亞洲家提供了重要的稅收激勵來引誘跨公司在他們的家投資。中向所有的投資公司提供了最初兩年的免稅加上隨後三年的稅收減免一半。這項研究建議這些亞洲家，如果能夠使得內腐敗得到控製，他們將能夠吸引同樣多，甚至更多的外投資而不需要任何稅收激勵。
事實上，與粗略地閱讀這些信息相反，中作爲五個主要投資來源（美、日本、德、英和法）直接投資的接受者，一旦有人考慮到它的規模接近一些主要來源和其他因素（魏尚進，1995），就會發現它還沒有發揮它的潛力。中嚴重的腐敗可能恰好對此産生了影響（魏尚進，1998）。
3．經濟增長
如果腐敗減少了內和外投資，我們將考慮它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通過檢驗有條件的增長速度是如何被腐敗所影響的，mauro發現這些數據恰好反映了那種關系。
爲了說明定量的影響，讓我采用點估計。論文顯示，如果孟加拉能夠將它的腐敗降低到新加坡的平，它從1960年到1985年平均每年單位資本gdp增長速度將提高1.8[＝0.003×（7-1）]個百分點。假設它的實際增長速度是每年4％，那麼，它1985年的單位資本收入將提高50％。
4．政府支出的規模和構成
tanzi和davoodi（1997）針對腐敗對政府公共財政的影響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他們發現：
腐敗會增加公共投資的規模（在損害私人投資的情況下），因爲公共支出中的許多項目更容易被高層官員
縱用來收取賄賂；
腐敗使得公共支出的構成和實現新的平衡支出的必要措施出現不對稱（klitgaard，1990）；
腐敗使得公共支出的構成和必要的安全和教育基金出現不對稱，因爲這些支出，相對于其他要求更多的政府采購項目來說，更加不會受到官員暴利的攻擊（mauro，1997）；
腐敗降低了公共投資和一個家基礎設施的效率；
腐敗將降低家稅收收入，因爲它危害政府收取稅收和關稅的能力，盡管這種影響取決于有腐敗傾向的官員是如何選擇名義稅收和其他調整的負擔的（kaufmann and wei，1998）。
通過分析1980年到1985年間不同腐敗指數平均平的變化的影響，讓我解釋一些tanzi-davoodi的成果。腐敗從新加坡平增加到巴基斯坦平，將使公共支出與gdp的比率提高10個百分點；並使政府收入與gdp的比率降低10個百分點。腐敗的增加也將降低道路的質量，並增加權力消耗、電信故障和
費的機會。
5．勞工運動
腐敗當然不僅僅限製在官員腐敗這一種類型。私人團
之間的腐敗在許多家也是非常普遍的，並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向一個勞工組織的負責人行賄，能夠使他在涉及這個組織集的利益方面進行妥協。70年代紐約切肉工人的例子可能會幫助說明這一點。紐約的超市不得不面對一個組織良好的勞工組織，即：聯合起來的切肉工人和零售食品店職工組成了一個聯盟，他們從根本上壟斷了當地勞動力的供應。據報道，超市向一位中間人支付了一定的費用，這個中間人接著向工會的官員支付了一定費用來購買勞工的和平。一位大的中西部牛肉
理商向這個人（因此也間接地向工會官員）支付了大量的現金，這個人幫助這個公司理了中西部大量的切向工作（以損害紐約切肉工人的利益爲代價），而沒有遭遇紐約勞工混亂的局面。在這個過程中，中間人和一些工會官員獲得了利益，但是絕大多數紐約切向工人協會的成員的利益受到了損害。雖然這是一個發生在美的例子，類似的例子可能會在所有家的工會中發生。
6．城市偏見，貧困和其他後果
榨取賄賂的願望以各種方式扭曲了政府行爲。特別是，由于上面顯示“不可作”的政府項目常常沒有納入預算，即使它們有很高的社會價值。通過對比，大規模的防務項目常常受到政治家和官僚的歡迎，因爲它們的規模和保密常常有利于索取回扣。防務合同常常納入預算，這是以損害農村健康醫療發揮預防功能爲代價的（gray and kaufmann，1998）。達到農村居民趨向于與城市居民相比獲得更低收入的程度，這些導致腐敗的政策偏見可能會惡化收入分配，同時，從農村地區轉移了所需的資源。
最後一個例子表明，腐敗可能會使貧困更加惡化，更加持久。事實上，我們能預期，腐敗將會使得城市的貧困更加惡化，農村地區也是一樣，因爲貧困人口向官員行賄的手段更少，通常所擁有的政治權力也更少。rose－ackerman（1997）列舉了貧困人口受到腐敗損害所通過的渠道：
貧困人口獲得更低平的社會服務；
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形成偏見，反對資助貧困人口的項目；
貧困人口可能面對更高的稅收或更少的服務；
貧困人口在出售他們的農産品方面于劣勢；
他們利用當地小規模企業避免貧困的能力減小了。
利用1980年到1997年期間各的回歸分析，gupta，davoodi和lonso-terme（1998）的研究也表明，嚴重而且不斷增加的腐敗，就像icrg指數所衡量的那樣，增加了收入不平等和貧困。
7．“潤滑”了商業的車輪
雖然早先的證據已經清楚地表明了，內投資、外投資和經濟增長在腐敗嚴重的家更低，我們仍然常常聽說“有道德的賄賂”的故事，特別是腐敗常常作爲一種“潤滑劑”，能夠加速商業車輪的運轉。在一個有著很不合理並且很複雜的規章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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