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山雨慾來風滿樓上一小節]同時，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鎮壓，也更變本加厲了，震動全
的“七君子事件”就是在這時發生的。原來，沈鈞儒、章乃器、鄒韬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王造時等七人，是領導全各界抗日救亡運動的救會領導人，他們並沒有犯什麼法，不過帶頭搞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動，寫了幾篇宣傳抗日的文章而已，可是這卻觸怒了南京當局，１１月２３日南京政府竟下令把這七位愛人士逮捕了，並查封了一批進步刊物，後來，南京政府要對沈鈞儒等起訴公審。中共中央爲此發表宣言，要求民
政府改弦更張，徹底放棄錯誤政策，釋放一切政治犯。宋慶齡、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人士發起救入獄運動，使民政府十分被動。蘆溝橋事變爆發後，鑒于形勢的變化和全人民的正義呼聲，“七君子”才被釋放出獄了。
這是後話，暫不多表。不過由上述情況看，在那時盡管人心思抗日，而內戰的危險仍是十分嚴重的。蔣介石在洛陽的時候，張學良曾約閻錫山一起見蔣，勸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說：“是我服從你呢，還是你服從我！”
就是在這種堅持內戰政策、一點也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情況下，蔣介石在洛陽作了一番新的軍事部署後，于１２月４日晚九時許，身著戎裝，帶領大批高級將領，由洛陽乘專車再度來到西安。張學良是先行前往洛陽迎接的，這時同車到達。楊虎城、邵力子等高級官員
往臨潼車站迎接（因蔣要下榻臨潼華清池，故在此站下車），蔣介石不進西安，不住城裏的高級賓館，而要選擇遠離城區的骊山山腳下這一僻靜
所，與其說是爲了安靜，不如說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他這時雖然還不大可能會想到一周以後他會被人家打個人仰馬翻，但西安對他來說，不象南京、洛陽那麼安全這一點，他是毫不懷疑的。
這是蔣介石在一個多月內第二次來西安。但這一次的到來，頗有點“今非昔比、鳥槍換炮’之慨。他不僅帶來了如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一批高級將領，他的中央軍也紛紛西移，真是浩浩蕩蕩，聲勢顯赫，大有“黑雲壓城城慾摧”之勢！
不過，在表面上，同上次來時一樣，他仍裝出一副輕松自如、悠哉遊哉，似乎是被名聞遐迩的大、小雁塔和煙草萋迷的鹹陽古道所陶醉的樣子，遊覽觀賞，指指點點。實際呢，他腦子裏是于高度緊張狀態，他的目光是嚴峻而
冷的；他往往在訪古攬勝中王顧左右而言他，那偶而發出的笑聲使人感到驚懼；他觀景不過是做做樣子，時刻在窺探張、楊的動靜，才是他的真正動機！
裝假畢竟是難以持久的。果然，蔣介石的笑容轉眼間便消失幹淨，一個新的圍剿陝北紅軍的作戰計劃抛了出來，而且聲勢大，兵力強，口氣硬，命令也是最後通諜式的。在他看來，他的決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必須絕對服從的，如果張、楊再不聽從，就將他們搬開：東北軍調福建沿海，十七路軍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麼耿共抗日、精神向北嗎？這回我要讓你們來個精神向南！
這一次，蔣介石是決心要在西北大幹一場的。他一面軟硬兼施地一再向張、楊施加壓力，督促他們向陝北進兵，一面也作了讓他們易地換防的准備，甚至連新的西北“剿總”和前敵總指揮的人選都已內定；同時，在“兩廣事變”時南調的軍隊，這時也重又調回內地，集結于平漢、隴海路一帶，准備向陝甘進發。有一部分軍隊正向豫西移動，前鋒已逼近潼關。從外買回來的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戰鬥轟炸機，也都調往西安，准備參加新的“剿共”大戰。那一陣，西安真夠熱鬧的，一隊一隊的飛機，象傍晚的烏鴉群，帶著震耳的響聲，遮天蔽日地飛臨西安上空；有的還故意降低高度，轟轟隆隆地怪叫著，貼著屋脊，從人們的頭頂上飛過，然後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機場上，作爲“剿共”之用。
由于時局的變化，一向比較恬淡、甯靜、同時也較爲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的平衡，變得異常擁擠而又嘈雜了。“一時西安這個小城擠滿了府大員和民高級將領，天空飛機隆隆，街上汽車奔馳，旅館裏塞滿了人，大飯店經常座無虛席，猜拳聲，打麻將聲，不絕于耳，連妓女也都活躍了起來，看起來好不熱鬧。”⑤
然而，這熱鬧卻是畸形的，很不正常的，在虛假的繁榮的背後，既是緊鑼密鼓的反共喧囂和密謀，也是廣大愛官兵與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對峙，是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力量的激烈較量……
但即使是形勢已經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張學良對蔣介石的進谏仍未停止，雖曾多次碰壁，雖然他産生了必要時不惜以兵谏達到促蔣抗日目的的想法，但他還是抱著一線希望，盼能出現奇迹，這也就是說，企望蔣介石能在千鈞一發的時刻，懸崖勒馬，放棄其不得人心的內戰政策，領導人民抗日。哪知蔣介石仍然無動于衷，不僅拒不采納他的建議，反而指責他是“受了共産的盅惑”，他以不容分辯的語氣說：“古人雲，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內部分裂，何談抗日？如今流竄在陝北的紅軍已成強弩之末，我們擁兵數十萬，又有大批新式飛機，只要上下一致，果斷出擊，便可將其全殲。今天已到剿共的關鍵時刻，當此共軍即將覆滅、我們剿共的最後勝利指日可待時，焉能功虧一篑，致使功敗垂成？這是關乎存亡的大事，是只許前進，不許後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這是東北軍建功立業的好機會，希所部迅速行動！”
張學良看到蔣介石態度仍是如此僵硬，想到他披肝瀝膽，多次真誠相勸，此公竟無動于衷，不禁聲淚俱下地說：“委員長，你的意思我懂了，只是怕難執行。聽我這麼說，你一定很生氣，會認爲我不服從你的命令。實際不然，自東北易幟以來，我對中央政府的決策一貫是大力支持的。但現在日寇正瘋狂向華北和全中進犯，意慾亡我中華，中面臨亡滅種的嚴重威脅，作爲一個軍人，怎能坐視？所以我認爲只有堅決抗日，才是中的唯一生路。爲抗日，我張學良是不惜犧牲一切的；全軍將士也會奮勇殺敵，個個爭先；但如打內戰，就會怨聲載道，觀望不前，到那時，委員長就別怪我指揮不力，令出不行了。”
起先，蔣介石見張學良流淚了，似有所動，但後來聽他說“打內戰怨聲載道”，將會出現“令出不行”的局面，又無名火起，連連擺手說：“不要再講了，不要再講了，我不願聽，不願聽！我多次講過，日本和共産都是敵人，都在要打之列，但有內外之別，應該說，內患危害之烈，更甚于外敵，所以我的決心是不能改變的。這是考慮不周或一時沖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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