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中多諷刺記載，且有特爲別立一個部門的。惟既多出于載筆立言之士，或草澤下民亡
之臣，形諸歌詠，所以多不外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原則。重在以微見著，言約意遠。雖間或也有說得極直接極露骨，可是較高的諷刺，總以蘊藉而不能背乎詩人雅言之旨，被認爲正宗，並且作用大，影響深。自戰縱橫之士以口
取卿相，諸子著書立說，各有以自見，一種新的潑剌風氣成立後，諷刺因中層分子擡頭，使用範圍就較寬了一些，也較粗糙了些。即以近于小說故事諷刺而言，如《策》所引螳螂捕蟬譬喻之繁複而精巧，《韓非子》、《呂覽》所稱引齊人宋人故事之簡單而鄙俚不文，正可見出諷刺到諸子手中時，如何從雅言而轉爲社會通俗故事。
雅言
雖尚保留于《說苑》、《新序》一類作品中，且形成魏晉人生活一部門（也可說極重要一部門）。《世說新語》這部書，因保留這個時代人物的雅言風度，更成爲中小說一部門。可是它的全盛時代也正是它衰落的起始，從此以後，雅言完事。到唐代，即無可追尋。《朝野佥載》的潑辣，便是完全反雅言。諷刺混入人事中較粗俗成分，方式漸多漸寬。印度故事又因佛經說教而大量輸入，在繁複與簡鄙兩方面都有極大影響。繁複如《盧至長者經》，形容悭吝人遇鬼種種，簡鄙如《百喻經》、《十誦律》所述種種小故事，實同源而異流。
雖發展不同，仍異途同歸，歸于將諷刺中的莊嚴
去盡，而代以開玩笑的诙諧氣分。 我們雖可說這種開玩笑是中固有的， 《左傳》或《詩經》，《論語》或《孟子》中，都能找出這類記載。可是擴大它使用的範圍，卻應當說起于戰時代，史稱《莊子》的滑稽亂俗，當指此點。而盛于魏晉，因印度故事輸入，且起大變化。這點變化，從曆史各方面都可見出，繪畫中更充分表現。在這裏我只預備說說它如何形成宋人小說中的
漫氣息，和宋人生活中的不莊重情調。尤其是宋人生活中的喜歡開玩笑習慣，可說是上自帝王名臣理學大儒，下至販夫走卒娼妓兒童，無不專精當行。使用方面，大至于
理家事務，外交戰爭，小至于普通應對，家庭生活，無不見出爲那個氣氛所浸潤。這個氣氛從淺言，爲對于由儒入禅裝模作樣的理學的反應，亦爲對于
禁新法的腹誹另一形式。但只要稍稍注意一下這個開玩笑的風氣是如何普遍存在的時候，我們就會承認它的形成，還有一個更遠的原因。不能不說它是諷刺的變質，它的存在，一方面表示語言文字的效果，已從經典莊嚴的意味，轉爲普通生活中的點綴物， 一 面且說明從這個轉變中即孕育《西遊記》、《封神榜》一類長故事的産生。最有趣味一點，即佛道二教，均以漫情感形成的、充滿東方式幻異抒情故事爲宣傳教義工具，到這種抒情故事發展成爲一般興趣後，即逐漸失去對于宗教的嚴肅感情，群衆對之就有點“買椟還珠”意味。因之對宗教效果不再關心，僅沈浸于那個本來用作說教的幻美故事中，也就結束了宗教。這個發展是宗教宣傳者所料不到的。
“諷刺”和“開玩笑”不同，容易明白。諷刺的本來居多是以下犯上或有所顧忌，即身爲史官，重在直筆，依然得爲保全腰領祿位計，多出于含蓄。不過用筆雖含蓄，用意還是在直中其心。有所刺必有所傷，夫子所謂禮爲尊諱，如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戒在多言，無不見出古人謹慎自，以少說有身分有勢力的人壞話爲安全，即諷刺也亂來不得。司馬遷述《史記》，對于武帝發神仙迷的種種，不加可否照實寫下，即種下後來受宮刑的危險，何況就中還多無言褒貶，當然難免終生屯蹇！至于開玩笑，自然便不同了。諷刺以開玩笑方式出之，最先見于帝王身邊的優伶侏儒。史傳上保留的記載，還可見出這個以下犯上的特權階層，在春秋戰時代的作風與作用。優伶開玩笑的特權，既千年不變，所以直到五代後唐莊宗，還扮俳優來開皇後的玩笑。
史稱：
後唐莊宗劉後，生皇子繼岌。後父劉叟以醫爲業，詣邺宮自陳。後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爲寒族，答劉叟于宮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葯笈，令繼岌負敝蓋相隨，自稱劉山人來訪女，後大怒，笞繼岌。
正因爲開玩笑是俳優的特權，所以到極端時，優伶對于帝王在玩笑中打耳光，不特不受罰，還可望得到賞賜。
唐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以悅劉夫人，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鏡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
，群優亦嚇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豈有兩耶？”帝悅，厚賜之。
又記稱誠惠和尚事：
後唐僧誠惠，雲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爲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
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祝禱數旬，略無征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對于這個大法師所開的玩笑，可謂無以複加，一直開到死後，還饒不過！若把這三件事並提，我們可說千古帝王喜歡開玩笑的，當無過于這位老總了。
《大唐西域記》卷八，記月支鄰陀龍王：其
清黑，其味甘美。……昔如來初成正覺，于此晏坐，七日入空。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爲蓋。
度迦葉陂兄弟西北窣堵坡，是如來伏迦葉陂所事火龍。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巳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室，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惜。……如來乃以火龍盛置缽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坡，五百獨覺同入涅~””也。
盡管這個記載和較後輯存于《太平廣記》中自漢及唐幾卷關于龍的記載，文字多麼美麗，故事多麼恢奇，所培養成的迷信漫氣氛又如何濃厚，到法雨大師一來，自然就完全失去其意義了。所以宋代和尚道士多轉爲闊人門客，以看相算命爲能事，正因爲宗教上的莊嚴、漫氣氛兩失後，這些人的本領也就只有如此如彼。中世紀的宗教迷信的破除，即出于前一時用爲建設這個迷信的工具之一，比如說《百喻經》，這似乎還不曾經人道及過。
試從人事上略略分析，開玩笑的發展，帝王的自尊自大與不自重，都可作成。因不自重，固不免如莊宗的逢場作戲。
若徒然自尊自大，不怕得罪人，也會如梁武帝所爲。《續世說》稱：梁武帝嘗接劉溉，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或複安寢，加以低睡。帝以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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