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萬曆十五年首輔申時行上一小節]申，仍襲用外祖徐姓）也曾對這些問題發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學士申時行對此早已渙然冰釋，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奧妙。因爲我們的帝
在
製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爲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牍。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時行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逐漸加深。翰林院的官員替皇帝撰寫诰敕，诰敕的接受者總是孝子賢孫，同時也是眼光遠大的父母或是能夠周濟鄰裏領導地方的正人君子。執掌文墨與教育的官員也向皇帝反複說明，爲人君的職責是在使人民在豐年得以溫飽，凶年不致填于溝壑。他們也要闡明三代以來的王道至今仍然適用，即一個良好的政府務必選賢任能，同時在社會上提倡誠信與和諧。總而言之，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的技術問題，例如一個蠻夷酋長當撫當剿的得失，使黃河
道南移或北遷的利弊，邊區茶馬交易折換率的調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這是屬于各地總督巡撫的範圍，他們理應提出建議。按本朝傳統，所有的建議仍當奏請皇帝批准。然則用人適當，各地總督巡撫都是衆望所歸，他們的建議，也必爲上策佳計，所有奏請，必然會得到批准。所以歸根結底，技術問題仍與道德問題不可分離。
翰林學士在執行職務期間，既已接受道德倫理的熏陶，而有條件精研各種檔案，則爲增進技術能力的捷徑。在1578年被任爲大學士之前，申時行參與修撰嘉靖和隆慶兩朝實錄和《大明會典》。這種編撰工作，必須要把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並加檢討，正是訓練培養內閣大學士的最好辦法。現在的首輔申時行，被同僚一致譽爲“老成”。這種概念與實際年齡無關。他52歲，比次輔許小8歲，也比三輔王錫爵小一歲。他的老成來自長期
理各種人事經驗；這種經驗，使他深知我們這個帝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爲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饑不寒”的低標准下以維持長治久安。這種宗旨如何推行？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統治者，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因爲他們的分布地區過廣，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爲聯系的工具，其接觸也極爲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文官的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例如就在這1587年，山東省的三千農民，由于饑荒而走險，叢聚爲盜；各地白蓮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勢令人驚駭。但僅是驚駭于事無補，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于全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賴，以致于精誠團結，衆志成城。如果不是這樣，則全1100多個縣，其中萬別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1100多個縣令個個做事符合機宜？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爲主，以道德爲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士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輔申時行看來，縱使步艱難，政府的辦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識判斷。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幾個月見不到皇帝一面，他們就很難維持信心，認爲皇帝陛下對各種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開，他們即會懷疑他對是非善惡可能已經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們就很難再盡忠竭力。這也就是“四書”劈頭所述的“誠意”至此已經不能維持。這種情況，就是所謂“上下否鬲，中外睽攜”，如果繼續下去，铤而走險的農民決不會止于三千，白蓮教徒也一定會越來越多了。
要影響全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甯可被目爲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爲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家爲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
在本朝曆史上，除草創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淩駕于武官之上，已成爲絕對趨勢。多數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識，他們屬于純技術人員。即使是高級武官，在決定政策時，也缺乏表示意見的能力，偶或有所陳獻，也絕不會受到文官的重視。
在申時行充當首輔的年代，全文官的總數約爲20000人，其中京官約占十分之一。當他們朝會集合時，就出現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現象。他們的朝服爲纟甯絲羅絹所製，四品以上爲紅
，五品以下爲藍。朝冠系紗製，側帶兩翅；朝靴黑，靴底邊上塗以白的膠漆。腰帶並不緊束而是輕松地懸在腰間，上鑲玉、犀角以及金銀等方塊，所以在陽光下閃爍不已。
官員們的品級由“文官花樣”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謂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樣總是繡著兩只鳥，鳥的品格和姿態則因級別的高低而異。如一品官的花樣爲仙鶴翺翔于雲中；三品官的爲孔雀，一只著地，一只沖天；至九品官則爲鹧鸪二只，彼此都在草叢中覓食。武官的袍服形和文官相似，但品級不用鳥而用猛獸來表示，依次爲獅子、虎豹、熊罴等等。監察官員亦稱“風憲官”，雖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樣卻不標品級而繡以“獬豸”。這是傳說中的一種猛獸，能辨善惡。它對好人完全無害，但當壞人接近，它就一躍而前將其撕爲碎塊。還有極少數的文武官員，包括宦官在內，可以由皇帝特賜繡有蟒、飛魚、鬥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貴又在其他花樣之上，這是一種特殊的榮譽。申時行于1585年即由萬曆賜予蟒袍。
文官絕大多數由科舉出身。最低級的考試合格者稱爲生員。生員應三年一度的鄉試，合格者稱爲舉人；舉人參加在北京的會試、殿試，合格者稱爲進士。舉人得授九品官職；進士得授七品官職。此外尚有監生、貢生等名稱，也都可以經過一定的途徑得到官職。總之，科舉製度以各種考試的辦法選拔人才，考來考去，全的讀書人被網羅而應試的總數當在百萬以上，其中文理通達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舉製度的重要
又在社會風氣中得到反映。一個讀書人如果不入仕途，則極少有機會表現他的特長，發揮他的創造能力；也極少有機會帶給一家、一族以榮譽。所以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似乎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則父祖的節
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茹苦含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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