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中國大曆史蒙古人的插曲上一小節]仍循第一次路線前進；南方軍由宋降將範文虎率領，有大小船只3500艘，載兵10萬，由浙江舟山島起航。規模之大，是當時曆史上所僅有，這紀錄直到最後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遠征一樣，沿海的島嶼，不費力地占領，部隊在博多灣登陸成功。只是在兩次戰役之間，日本人已在海灘一帶構築了一線石牆，阻礙蒙古騎兵的行動，于是遠征軍少有進展。戰鬥自6月持續到7月，仍無決定
的突破。8月間又有臺風來臨，船舶覆沒數百艘。海陸軍將領連範文虎在內率領巨艦逃
，淹沒的軍士難以計數。陸上殘存部隊則被日軍在灘頭拘捕集
斬首。今日
多灣的“元冠冢”即顯示了“神風”的裁判。朝鮮方面稱，損失數在參加者半數以上而略強，中與蒙古的死亡人數無紀錄。日本方面的記載指出：蒙古輕騎兵不能發生力量，而中軍則裝備低劣，士氣消沈。
日本人兩次將忽必烈的來使斬首，又兩次使其遠征慘敗，忽必烈極度的憤怒，于是准備第三次遠征，維持其聲望。各項准備在二次失敗之後不久開始進行，造船的工作及于全中沿海，北至朝鮮半島，中經渤海灣及今日中之東北，商船也被征用，供應物品則大量地屯集，海上
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盜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官職以便往日本戴罪圖功。公元1285年由長江下遊運往朝鮮之米100萬石，表示大軍的出動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語令，將所有的准備全部放棄。《元史》稱“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顧民船。”雖說所稱符合情理，可是如此聲張又自承以前之錯誤和目下弱點，忽必烈發出這種指令時不能沒有道義上的勇氣。
從曆史的眼光看來，蒙古人的挫敗證明了在現代科技發展之前，極難使一陸上強同時也成爲海上強。要維持一個大艦隊又要承當其損失，使付出之代價過于龐大。因爲海上冒險要強迫大量人民往與他們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進出。當准備第三次遠征時，忽必烈已感到綏靖安南和緬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沒有達到期望的效果，遠征軍雖然登陸成功卻在土人反攻時，受挫折死傷慘重。這樣看來在忽必烈的晚年，這世界曆史中最偉大的陸上強已到了它發展擴充的極限。
中人常說蒙古人在馬背上得天下，也企圖在馬背上治理天下，這種批評有事實的根據。可是要是說成吉思汗之子孫完全忽略經理上的問題，則與情況相左了。比如說忽必烈就花費一生不少的時間。研究如何管理他轄下跨地極爲廣泛的大帝。他不僅受地緣政治的限製，也被當時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來的碎片，無法接收過來作爲一個整新秩序的零件。而他當時的間題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創造新系統，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漸與中儒臣疏遠也是事實，此間有幾個原因：宋朝覆亡之後遺臣不降元，不時仍有謠傳光複的情事；蒙古人陣容中也發生彼此勾心鬥角的狀態，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釋他所下的決心是出自本意，並未受中人的搖布。除此之外我們更要會到蒙古之征服，確是以力伏人；而後面仍有地緣政治的問題，無法僅以軍事方案解決。
蒙古人人數過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著他們的軍事精神與軍事組織之外，他們無法維持種族的面目。可是他們強悍的馬術和日常生活的粗擴狀態互爲一，一有都有。所以在元軍之中，他們構成一種優秀部隊，在多種戰役之中，發生決定的影響。其他非蒙古的遊牧民族又爲一系統，他們的部隊稱爲“探馬赤”，通常發生第二層的功用。華北經過幾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統治之後，其人民帶混合格，雖說不能與蒙古軍匹敵，但卻較南宋人民堅強，元朝也將他們征集服役，在平服南宋時發生了效用。蒙古人稱之爲“漢人”的，其實包括朝鮮人和其他各
人種。最後南宋投降的軍隊井未解散，而依原建製收編在元軍之內。元朝井且命令屬于“軍籍”的戶口通過遺傳世代都屬軍籍，這樣一來也就俨如社會上帶遺傳的等級（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沒有種族主義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種通過諸族之間的統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數過少而吃虧。可是他統治的期間未曾設法創造一種以文墨爲主中式的文官官僚製度，他也未曾主持過一次文官考試。在他的教育系統內，蒙古文的字母至少與漢字均等。而幾無例外的，元政府裏各單位的首長總是蒙古人。
元主對儒家學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辯論深感厭倦，但他堅持各級官僚務必熟悉文牍，可見得他注重技術上的細節，本人也身力行。這樣的著眼不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間如此，以後的繼承人也同樣注重。粗率看來，和以前各朝比較，這著眼應當是一種主要的改革，同時蒙古人提出這樣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爲他們的戰勝取功全憑武力，並沒有任何道義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來，他們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潛在的基本原理。中官僚政府誠然牽累多而功效少，有時尚且有馬虎塞責，又有以僞善作口頭禅的傾向，可是它必須應付成千上萬的農民（他們是納稅人），所以政府必須清廉。傳統中對本人謙遜對人禮讓的作風，足使很多爭端無法啓齒，且社會製基于血緣關系構成，又有法律支撐，就用不著法理學上很多高深奧妙的原理，而牽涉到人身權利和財産權利了。政府授權于各家族，讓他們教訓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門減輕了本身的任務；各官僚在詩歌和哲學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們的工作無須全部確鑿切實，即司法也離不開相對的成分。由于他們不對各地區特殊的情形認真，所以他們總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爲適用于全的標准，因此整個文官組織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換，而一個大帝即可以用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治理。除了施政的風向得考慮，其他特殊的情事已無關宏旨。這種製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則要改弦更張，既要對付中廣泛的疆域和內中各種複雜的情形，又受限于當日技術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訊），也就不合實際亦沒有初看起來的容易了。
中在蒙古人統治時期又在技術上有了進展：造船技術達到了最高
，直到15世紀中葉明朝時才開始衰退；中很多橋梁，尤以在長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開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運河，其河道中途通過高；日本的書刊與馬可·波羅同樣對元軍所用的抛射榴彈和縱火炸彈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學家、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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