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中國大曆史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上一小節]因此他不難策動好幾個與他背景相似的同謀者，從此驅使被說服的農民。他的拜上帝會相約爲善而拜真神，凡信男都爲兄弟，信女都爲姊
。他們立誓掃除的魔鬼既包括鄉村中的偶像，也涉及貪官及其皂隸。1851年春，洪秀全以太平天
發難，他自己爲天王，其他五個助手爲東西南北王及翼王，以羽佐天朝。額前不薙發，腦後不蓄辮使他們看來與人不同。這些信徒有熱忱，又受招術把持，立即屢敗派往剿伐他們的青年。1852年，在數月之內太平軍相繼圍攻桂林及長沙，亦即廣西與湖南之省會，雖說兩城都未攻克。洪秀全放棄這兩
的圍攻，繼續北進，1853年初取武昌，亦即湖北省會。自此他擁有大量船舶，也從滿洲軍奪下不少武器與供應品。至此他手下已有50萬之衆。兩個月之後，太平軍擁有武昌至南京之間長江流域的重要城鎮，于是定都南京，改稱“天京”。他們盤踞達11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爲止。
從今日的眼光看來，太平天的積極
已不容過度重視。只在一種極含糊的形態之中，天人物似乎提出，中農民被傳統政治視作籠統一團的生産者，無發言之技能，似應改變，倘非如此，中不能産生新秩序去適應世界
流。可是太平天不是這問題之解答。過去不少曆史隨著前後之事迹，責備洪秀全取得南京後不盡力于北伐，又不與中北部所謂“撚匪”或上海一帶之“小刀會”聯合，也不爭取西方人士同情。本來西方人正在與滿清交涉時覺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著太平天人物既爲基督教徒，或可爲較好之對手。從全盤組織結構的角度看來，這類臆度，著眼過微，今日已無意義。
太平天人物因爲他們的戰鬥意義，非理的格，對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産主義，在某些方面像歐洲宗教改革期間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歐洲，左翼活動僅在城市表現其擾亂。洪秀全因著他片斷的基督教義，企圖發動一項全運動，其爲效更微，因爲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農村社會中缺乏實際意義。太平天的神基始終未離開巫術格，他們起自社會中之低層，也未預計在組織上使全社會整
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會解，是以天的破壞至爲明顯。
這樣一來，傳統家社會之結構，過去既能經曆恒久，此時仍可發生作用。尤以科舉取士，以一種隱蓄的辦法給予有關人士物質上之報酬，責成他們維護正統社會價值，這種社會價值自孟子以來一脈相承至今，使農村社會上文教力量之終點即是家政權力量之起點，兩相縫合，不生罅隙。亦無法嚴格分辨此系一種經濟組織或一種社會習慣。中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組織接近，遠逾于舊約中之上帝。他也在各種儀節之中取得實際的權能。雖說從以後的事迹看來，清朝將這安排一再誤用（如慈禧太後拘禁光緒帝及以幼童宣統登基等），可是在19世紀中葉，要想改換朝代而且更換傳統朝代各項組織．顯然過早。
太平天禁鴉片、娼妓、纏足、嬖妾與賭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高層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儉樸。1856年之後，其上級已在互相傾軋。所謂天朝田畝製度，本來即以傳統架構方式寫成，也始終只是紙上文章。“天朝”也舉行過它的科舉考試，從現在考卷的資料看來，即出題人亦來看清這科舉取士的社會經濟意義。
于是曾藩得以以傳統之正宗作號召，爲清朝剿滅太平天。他出身于朝廷文職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繼光一樣，他的“湘勇”招募于農村，軍官由他一手選拔，內中很多爲小地主，來自曾之故裏湖鄉。于是部隊間精神上團結鞏固。他的軍費出自“厘金”，亦即一種新的物品轉口稅，也有了各地的津貼，大概自願捐助與勒派均有。他組織的
師其實乃是一種兩棲部隊，起居于內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戰事帶機動。湘勇首先爲團練，雇傭以保護地方，因其成效超過正式部隊，1854年之後出征各省，其人數從最初之2萬人增加數倍。湘軍與太平軍全面戰鬥展開後，長江中遊及其兩大支流即湘江與贛江成爲拉鋸爭奪之。有牆圍之城市不僅因戰略價值而被爭奪，尚以其
縱人口與資源之故。交戰兩方都向對方施用殘暴手段，殺俘之事屢見疊出。戰區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減少而助成以後戰事之結束。
但是1860年以後太平軍失去對內地省份之控製，尚死灰複燃，將叛變引伸到長江三角洲沿海一帶，蘇州、杭州，甯波與上海爲爭奪的地區。這區域的絲綢工業遭受打擊。也是在這一段戰爭期內，曾藩手下之李鴻章從此露臉。他仿效湘軍製，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組織一支淮軍。滿清對英法戰事結束，“常勝軍”也參加討伐大平軍。他們原來是上海商人組織的自願軍，以西方人爲軍官，用以保衛本地。至此由列強贊助，正式爲政府軍助戰。他們的功績樹立了美人華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和英將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
漫聲名。有了他們襄助，李鴻章肅清了東部沿海地區，使曾之湘軍于1864年7月收複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自殺。肅清太平軍在福建之殘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後這一段戰事，也與美內戰四年時間相埒，而中之內戰死傷人數更多②，而解決的問題反少。
“自強運動”名稱出自《易經》，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來。用這標語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大效西方，其名稱已表現著防禦的動機，當日提倡向西方學習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動必被批判，因之引經據典強調時代之不同，才有這舉動之必要。同時他們也用“中學爲禮，西學爲用”的解釋說明學自西方的無非一種技術之事物。在各種基本的條件內，他們始終不
離中文化的傳統。
實際上縱有對他們的批評，其態度並不苛刻。可是維新運動本身範圍如是窄狹，也就無從達到預期效果。
1860年各與中訂立和約之後10年，一段短時間雙方關系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滿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壓力。強硬派如額爾金及巴夏禮（henry parkes）已離華，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公使阿禮（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總稅務司之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張雙方開誠善意相待。他們相信，若予以適當鼓勵，中爲本身之利益，亦必將門戶開放。同時恭
王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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