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曹禺傳(田本相)第13章上一小節]首敘事詩，……這詩不一定是美麗的，但是必須給讀詩的一個不斷的新的感覺。這固然有些實際的東西在內（如罷工……等），但決非一個社會問題劇。……在許多幻想不能叫實際的觀衆接受的時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推溯這件事，推，推到非常遼遠的時候，叫觀衆如聽神話似的，聽故事似的，來看我這個劇，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聲”。
對演出刪去序幕和尾聲他表示了惋惜。另外，在解釋雷雨的象征意義時又說：“至于雷雨象征什麼，那我也不能很清楚地指出來，但是我已經用力使觀衆覺出來。”有些劇評家說他深受易蔔生影響，他回答說：“這個劇有些人說受易蔔生的影響，但與其說是受近代人的影響，毋甯說受古代希臘劇的影響。至于說這是宿命論的腐舊思想，這自然是在一個近代人看，是很貼情入理的。但是假若我們認定這是老早老早的一個故事，……于是這些狂肆的幻想也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氣，叫觀衆不那麼當真地問究竟，而直接接受了它，當一個故事看。”他還說序幕中用巴赫的音樂“是有用意的”，因爲它“會把觀衆帶到遠一點的過去境內，而又可以在尾聲內回到一個更古老、更幽靜的境界內”。
曹禺這封信，以《〈雷雨〉的寫作》爲名發表在《雜文（質文）》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２號上。編者在文章後面還寫了一個按語：“就這回在東京演出情形上看，觀衆的印象卻似乎完全與作者的本意相距太遠了。我們從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對于現實的一個極好的暴露，對于沒落者一個極好的諷刺。”同時又指出：“這封信對于研究戲劇的人們也許很有意思的，至少是那作者的作品與他自己的世界觀是否恰恰一致，是可以看出一點的。”就在這期《質文》上，還刊登了吳天的《〈雷雨〉的演出》和羅亭的《〈雷雨〉的批評》，這大概是較早地見諸文字的關于《雷雨》的評論了。
關于序幕和尾聲的看法，的確表現了曹禺的藝術思想，主要是“欣賞的距離說”影響著他。他後來對我說，這是因爲看了朱光潛的美學著述的緣故。隨著演出的實踐，他不再感到割去序幕和尾聲是一種遺憾了。
１９３４年暑假，他應老同學楊善荃的邀請，到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任教。他又回到天津來了。
楊善荃總像個老大哥那樣關心著曹禺。一到天津，他就在小白樓起士林飯店爲曹禺接風，鄭秀也一起來了。當時講好，曹禺擔任外
文學的教授。就在教學期間，他更多地接觸了《聖經》文學，他對《聖經》倒沒有更深入的研究，可是《聖經》中不少漂亮的文章和故事，卻引起他濃郁的興趣，他也選擇其中一些精采的片斷來教學生，有時，也教點法文課。
他平時就住在師院職工宿舍的樓上一間單身宿舍裏，李霁野也住在這裏。那時，天津的文壇相當寂寞，也沒有多少人喜歡文藝。李霁野、黃佐臨、曹禺，還有《大公報》的文藝編輯，常常在一起聚會，討論文藝問題。
８月初，在日本東京參加《雷雨》演出的邢振铎、邢振乾、王威治、賈秉文、吳玉良到天津來了，他們特意找到曹禺進行座談。邢振铎就翻譯《雷雨》爲日文一事征求曹禺的意見。邢振铎在爲日譯本寫的《〈雷雨〉譯後記》中曾這樣描述說：“他暫時沈默了一會，然後說，感謝你的好意，只是因爲拙作太幼稚，又不精煉，你還是考慮考慮，不要去想它吧。”邢振铎以爲他是自謙，他抱著“姑且翻一下試試”的心情，便告辭了。
也就在這段時間裏，天津市立師範的同學來找他來了。他們有一個業余的孤松劇團，准備把《雷雨》搬上舞臺。一群年輕的學生把這樣一出多幕劇搬上舞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熱忱地接待了他們。在他們排演中，他特意趕到現場，就《雷雨》的人物
格逐個作了解釋，並且提出如何把握這些人物的格分寸。１９３４年８月１７日、１８日，孤松劇團在天津師範學院禮堂正式公演了《雷雨》，這是內第一次公演《雷雨》。導演呂仰平，演員有：陶一（飾周樸園）、嚴如（飾蘩漪）、李琳（飾魯侍萍）、佗哲（飾四鳳）、吳天（飾周萍）、高朋（飾周沖）、陸*"（飾魯貴）等。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４日到２９日，《大公報》連載不凡的《〈雷雨〉演出》一文，對這次演出給予高度贊揚。他說，《雷雨》在發表之後一年又１７天才在本上演，又是本市的孤松劇團演出，他以爲劇團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的確，這是一次值得紀念的演出。此外，《大公報》還發表了馮俶的《〈雷雨〉的預演》、白梅的《〈雷雨〉的批判》，報道了演出情況，對劇本缺乏論評。石羽說：“當時我正在天津師範讀書，組織戲劇研究會，演出《雷雨》，萬先生
自來指導過，不久，我又看到他演的《財犯》，萬先生當時給我鼓舞很大，使我下定決心當一輩子演員。”①
張彭春從美回到了天津。
１９２９年他再次去美，一方面爲南開大學籌集經費，一方面也曾在芝加哥大學等校任教。１９３０年梅蘭芳赴美演出，他對京劇藝術也有深刻的見解，看到京劇得以在美演出，以他對祖藝術的熱愛和在美的關系，主動協助梅蘭芳演出。他有時作爲發言人，有時作爲聯絡人，向不懂中藝術的美觀衆，講解京劇藝術的技巧和劇本的含義，向有關人士宣傳，擴大影響。同時，他還向梅蘭芳提出建議，從選定劇目到具
的藝術方面，都出過不少好主意。實際上他成爲梅劇團的顧問，和梅蘭芳先生進行了愉快的合作。因此，１９３５年１月梅蘭芳赴蘇聯演出，再次邀請他作爲顧問和藝術指導陪同前往。
他和他鍾愛的弟子曹禺又聚會一起了。張彭春醞釀于１９３４年校慶紀念時，再度演出《新村正》，請曹禺合作，同他一起改編《新村正》。這次改編，雖說是合作，但主要是由曹禺執筆。對這樣一個五四時期演出時獲得極大成功的劇本，而且又是他所敬重的老師的劇作進行改編，他是十分認真的，充分發揮了他那旺盛的創作才能。當他把改好的劇本交到張彭春老師手裏，老師帶著贊許肯定了他的改編。經過改編的《新村正》于１０月１７日在南開中學瑞廷禮堂演出。
這次演出後，羊诘曾寫過一篇文章，他曾參加過早年《新村正》的演出，對原本十分熟悉，因此他把原本和改編本進行了比較分析。他說：“總觀這次改編本《新村正》的公演，和１６年前的老本比起來，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有相當的進步。最顯著的，就是結構的緊嚴，使觀衆的心情總是緊張，一幕演完想看下幕。譬如，第一幕終了，觀衆必慾知李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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