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曹禺傳(田本相)第13章上一小節]請願有何結果？外
人爲什麼要允許李壯圖緩期還債，一面又教魏經理逼衆紳立新合同？第二幕終了，觀衆就極想看看新村正究竟是誰？關帝廟一帶房地問題怎麼解決？到了第三幕，觀衆雖然知道李壯圖的請願結果，關帝廟問題只換了一個假面具，吳仲寅謀得新村正，外人當初是弄手段讓中人內閧，吳二爺利用人終于被人利用。但最後吳紳對民衆說出他的苦衷，抓住了外人的要求合作，領民衆到城裏去。究竟關帝廟的事怎樣結束，吳二爺個人前途是怎樣，還是一個謎，這比舊本的鋪敘事實好得多了。何況新村正的中心問題是關帝廟貧民窟，改編本
不離開關帝廟，好像有一根線把全劇串起來。這種有條不紊曲折層層的戲，當然容易引人入勝。至于第三幕幕落後吳紳的一段話，針砭人的缺乏團
意識，更給這出戲加了一個很深切的意義。”①
羊诘還在文章後列表，對原本和改編本作了比較，可看出改動的具情形，只可惜現在難找到改編本了，這確是一個遺憾。但從這次《新村正》改編，可看出曹禺的編劇技巧已經是相當熟練了。無論從思想或是藝術來說，較之１９１６年的舊本，是更爲精湛而深化了。曹禺在這次演出中扮演吳仲寅（吳二爺）這一角
，原本寫此人
險狡猾，有手段，城府甚深，善于聯絡，官僚氣派十足。此次改編，改爲一個只知用人不肯受人利用，深通世故，
有城府，有魄力，有膽量，聰明機警的紳士。他在日本留過學，回後辦公事屢受打擊，他才改變計劃作一個利己主義的信徒。曹禺扮演得極爲出，也許是他自己改編的，故演來更能得心應手。
曹禺由于《雷雨》的發表和演出，他的影響逐漸擴展開來，接觸文學界和戲劇界的朋友多了，自然，活動範圍也大了。他作爲一個文學新秀開始活躍在文壇上。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０日，他參加了有巴金、靳以等２００人簽署的《推行手頭字緣起》，發表在《太白》半月刊第１卷第１１期上。６月，爲反對複古運動，維護新文學的發展，與老舍、巴金等百余名作家在生活書店出版的《讀書與出版》第２號上，發表了《我們對文藝運動的意見》。這段時間裏，他和何其芳、李堯林、蕭乾、畢煥午、沈從文等，都已成爲十分熟悉的朋友。
當然，他更多的是參加戲劇方面的活動。１９３５年３月，當王文顯教授的《委曲求全》在北京協和禮堂公演時，他應邀參加；在清華大學公演後還參加了座談，又結識了唐槐秋、戴涯、趙慧深、焦菊隱、程硯秋、徐露村。座談會後，他和唐槐秋、馬彥祥、李健吾四人合影留念。
中旅行劇團早已決定排演《雷雨》了。唐槐秋領導的這個中現代話劇的第一個職業演出團，聚合一批有志于話劇藝術的表演人才，得到這麼一個好本子，真是如魚得
。《雷雨》先在北平演出，受到觀衆的歡迎；秋天又到天津演出。唐槐秋和幾個主要角住在惠中飯店，演出就在中大戲院。上座率是相當高的，曹禺頗爲振奮，
自看到演出效果，他有時就在演出時躲在後臺爲演員們提詞。戲散場晚了，有時就住到惠中飯店裏。唐槐秋對曹禺說：“萬先生，《雷雨》這個戲真叫座，我演不少新戲，再沒有你的《雷雨》這樣咬住觀衆的。老實說，有這樣的戲，才能把劇團維持下去。”“中旅”是職業劇團，他們得靠演戲才維持生活，所以唐槐秋最能驗《雷雨》對一個職業劇團的價值。當然，他也聽到“中旅”在北平演《雷雨》所遇到的麻煩。淘金說：“民
說我們這出戲有傷風化，兒子跟後娘偷情不會有好影響，少爺和丫頭戀愛同樣很糟，于是這出戲被認爲是有害的。一個星期後，警察抓走了八個演員，我是其中之一。我們被戴上手铐腳鐐，並遭到拷打，他們逼著我們跪下，打我們，要我們承認是共産。”盡管曹禺經過禁演《民公敵》的事，但畢竟不是他自己寫的戲。這次，他的感受更深了，演戲寫戲都是要擔風險的。但是，“中旅”在天津的演出打響了，這對于曹禺來說就足夠了。
就在這個期間，李健吾寫了一篇《雷雨》的評論，刊登在１９３５乍８月２４日的《大公報》，這是第一篇很有分量的評論，他是帶著滿腔熱忱，更帶著一個評論家的客觀態度來進行評論的。他說：“曹禺原即萬家寶先生，《雷雨》是一個內行人的製作，雖說是女作，立即抓住了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現在可以說是甚囂塵上。”稱譽它是“一出動人的戲，一部具有偉大
質的長劇”。他認爲《雷雨》裏“最有力量的一個隱而不見的力量”，是“命運觀念”。他說這命運就“藏在人物錯綜的社會關系和錯綜的心理作用裏”。他指出最成功的人物是女，“注重婦女的心理分析”。他說蘩漪是一個“反叛者”、“被犧牲者”，富于“內在的生命”。他還指出《雷雨》受了希臘悲劇作家歐裏庇得斯的《希波裏托斯》和法作家拉辛的《費德爾》的影響。並且說：《雷雨》“很像電影”。但也中肯地批評《雷雨》在情節上“過了分”，還須“刪削”那“無用的枝葉”。他贊揚“作者賣了很大的氣力，這種肯賣氣力的精神，值得我們推崇，這裏所賣的氣力也值得我們敬重”。
不久，《雷雨》開始在上海也逐漸産生影響，先是由上海複旦劇社演出了《雷雨》，歐陽予倩導演，鳳子、李麗蓮、吳鐵翼等主演。演出在甯波同鄉會進行。演出前，趙景深先生請曹禺題字。趙景深回憶說：“曹禺因爲自己的字寫得不好，便請複旦的老同學靳以（章方敘）來冒名頂替，我被曹禺瞞過，回信給他說：‘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連字也像他！’”但這次演出影響不大。１９３６年，“中旅”到上海演出了《雷雨》，在卡爾登大戲院，轟動了上海。曹聚仁在他的《文壇五十年續編》①中說，《雷雨》的演出，使它與“各階層小市民發生關聯，從老妪到少女，都在替這群不幸的孩子們流淚。而且，每一種戲曲，無論申曲、越劇或文明戲，都有了他們所扮演的《雷雨》”。他說，１９３５年“從戲劇史上看，應該說進入〈雷雨〉時代”。茅盾後來也有“當年海上驚雷雨”之贊，說的也是３０年代中期《雷雨》轟動上海的情形。
張彭春又一次邀請曹禺合作。
這次的計劃，是要把莫裏哀的《悭吝人》搬上舞臺。張彭春不愧是一位傑出的話劇藝術舞臺上的實踐家。從易蔔生到高爾斯華綏再到莫裏哀，這樣一步一步地把外名劇介紹進來。他仍然采取改編的辦法。張彭春和曹禺共同商定了改編方案，由曹禺執筆。張彭春也是個雷厲風行的人，說幹就幹，邊改編邊排演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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