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曹禺傳(田本相)第17章上一小節]綱領。曹禺回憶說：我也跑去聽了。他講的是“抗戰必勝、日本必敗”的道理。聽過之後，我感動極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到這位老人住的地方去了。他已經不在了，房間裏只有他的小勤務兵。他們同住在一間小房。勤務兵告訴我，他和老頭睡在一張
上，老頭子還教他讀書。現在看來，實在不稀奇，但在當時，給我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那個小勤務兵的臉蛋通紅，才十幾歲。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兵。當時，我覺得這個老頭子，我非寫不可。後來我才知道這個老頭子原來就是
民
所深惡痛絕的“異分子”——一個有名的共産員。這位老先生給了我極大的啓示，鼓舞，我才寫了《蛻變》中的一個人物——梁公仰。①徐特立的演講既鼓舞了他的抗日熱情，又點燃了創作抗戰劇作的靈感。
當他聽過徐特立的演講之後，曾經去找劇校校長余上沅，建議劇校邀請徐特立來做報告，但是，余上沅只是答應著“好啊！好啊！”，卻不見行動。曹禺後來說：“我那時也很糊塗，余上沅是應付我的，他怎麼能請共産人來講演呢！”在長沙，在抗戰初期的熱
中，曹禺和鄭秀結婚了。
應當說，在曹禺和鄭秀的戀愛過程中，就有著
影，到鄭秀和曹禺訂婚後，鄭秀的父
還不同意他們結婚。曹禺對這位嶽父也頗有反感。的確，他們之間在
格、志趣、脾氣上也有所不同，時而也有爭執，但他們終于在困難中結合了。結婚的儀式是在長沙青年會舉行的。
吳祖光參加他們的婚禮，他這樣回憶說：曹禺、鄭秀結婚我在場，是在長沙的一個小酒樓上。余上沅是我的表姑夫，我正上大學，余上沅叫我來做校長秘書，那時劇校連專科都不是，到重慶才改爲劇專。曹禺爲什麼要同鄭秀結婚，我都感到奇怪，他們的生活習慣、思想境界毫無共同之
。在清華時，他追鄭秀追得發瘋了，清華有樹林子，他們一起散步，當回到宿舍時，卻發現近視眼鏡丟了，丟了都不知道，真是熱戀，是沈浸在愛情之中了。他們曾經有過一段甜蜜的戀愛史。結婚時，只請了一桌，余上沅夫婦，陳治策夫婦，還有教務的兩位女同事。由余上沅作證婚人，是個很正式的結婚儀式。①婚後，他們住在兩間臨時租用的民房裏，新房裏的布置也是再簡單不過了，兩把藤椅，兩張帆布，一個書桌。稍過些時間，學校才在稻谷倉爲他們找到一間稍好些的房子。他們的蜜月是在日本飛機的不斷空襲騒擾和炸彈的爆炸聲中度過的。鄭秀很希望把婚禮辦得更熱鬧些，但那時卻沒有條件，她曾想將來勝利後回到南京再補行一次婚禮。”不過，這只是她心中的想法，從來沒有同曹禺說過。
即使這樣簡樸的新婚生活也不能安定下來，戰火不斷地向內地蔓延，連長沙都得撤退了。立劇校奉令向重慶轉移。劇校人多，決定集
走
路，曹禺隨劇校一塊走，而鄭秀則單獨走，先去重慶，他們又不得不分手了。
在這裏，還要補敘一段未曾實現的
曲。那時，從朋友得知，延安很歡迎茅盾、巴金、曹禺這些作家去那裏，沈從文特地從武漢趕到長沙，他約曹禺一起去八路軍駐湘辦事，拜訪徐特立同志，商談有關去延安事宜。但是，由于戰爭形勢的急劇變化，而未得實現。
１９３８年的元旦，劇校的師生都來到湘江邊的碼頭上，五只木船停泊在江岸上。此時，曹禺已是劇校的教務主任了，他總得照料著學生。他既無心再望一望湘江的流，也無暇再領略一下橘子洲頭的秀麗景
。“別了！長沙！這可紀念的地方！”這一次長途跋涉，同他的五臺、內蒙之行，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去日本，也是一個旅遊者的心情；如今是逃難，是撤退，是艱苦的行軍。走湘江，入洞庭，到宜昌，再沿長江西去重慶，他的學生回憶說：“萬先生可是變了個樣子，他仍然穿著舊棉袍子，只要船泊碼頭，那怕只有幾個小時，他也自把鑼拿上，招呼著同學上岸。在街上，他打著鑼，招呼著群衆，來看我們的演出。幾乎每次，都是他敲著鑼，吆喝著，真想不到他這個大教授，沒有一點架子。萬先生的抗戰熱忱至今仍深深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那時，他不到３０歲，在學生心目中是可尊敬的老師、教授；可他的心同年輕學生一樣，是高昂的熱情，是一腔報的赤誠。
船隊進入洞庭，眼前是一望無際的煙波浩渺的境界。少年時代就熟讀了的範仲淹的《嶽陽樓記》，油然湧上心頭：“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風怒號，濁
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樯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此時，曹禺雖然沒有範仲淹遭讒受貶的際遇，可是在這寒冬臘月，風怒號、濁排空的八百裏洞庭中，由民族的苦難而生的“去懷鄉”之情，也使他“感極而悲”了。
船到宜昌，他們要換乘江輪去渝。在候船的日子裏，曹禺就帶領著學生投入緊張的抗日宣傳活動之中。一天，正在演出的時候，六架飛機臨空，他們還以爲是自己的飛機，但頃刻間，便投彈輪番轟炸起來。只見曹禺依然穿著那件棉袍，喊著同學趕快疏散隱蔽，日機的轟炸目標是飛機場，沒有造成傷亡，真是萬幸。
１９３８年２月，曹禺到達重慶。鄭秀先期到來，去碼頭迎接曹禺。劇校校址安排在上清寺，他們在棗子南垭臨時找了一個住。
盡管劇校的條件很差，爲了不耽誤學生的學業，他又開始忙碌起來，指導學生排練《雷雨》。蔡松齡、沈蔚德、陳永係等都是實驗部的，也都參加了這次排演。劇校的樓下有一個很大的竹棚子，本來是作飯堂的，便當作了排演廳。陳永係回憶說：“萬先生導演是十分細致的，我演周樸園，最後一幕中，四鳳、周沖觸電死了，臺上有一個臺階，周樸園上臺階，上那一級臺階念什麼詞，他都要求得很嚴格。還有周樸園見到侍萍的那句臺詞：‘嗯，無錫是個好地方。’侍萍：‘哦，好地方。’周樸園又說：‘你３０年前在無錫麼？’萬先生自示範，他讀臺詞的抑揚頓挫，如今仍記得很深。雖然，就是這麼幾句臺詞，但他把周樸園該是什麼動作，什麼心理，每句臺詞的感情分寸，一邊示範，一邊解釋，導得細致入微。”①即使在那樣一個簡陋的條件下，他也不降低藝術要求。
當《雷雨》准備公演時，卻碰到了麻煩。民當局不准演出，他們怕引起工人罷工。這自然引起師生的憤慨。爲了爭取公演，他們急中生智，便把一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蓋著“准”字的《雷雨》找來，拿著這本蓋著當局照准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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