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曹禺傳(田本相)第26章上一小節]
曹禺是從
統區來的作家中，最早的一個反省自我的作家，沒有任何外界壓力，也沒有任何外力的敦促，是他主動地對舊作進行自我批判。他以極大的勇敢和熱情，要把自己煮一遍，把“自己的作品在工農兵方向的ｘ光線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創作思想的膿瘡”。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在《文藝報》第３期上發表了《我對今後創作的初步認識》，在這篇真誠的自我剖析文字中，他把過去的劇作基本否定了。
他這樣反躬自問：“我的作品對群衆有好影響嗎？真能引起若幹進步的作用麼？”他的回答是：“這是不盡然的。《雷雨》據說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實講，我對反封建的意義實在不甚了解。我的個人好惡，主觀的臆斷對現實下注解，做解釋的工作，這充分顯示作者的無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衆負責是如何重要。”在他看來，他的作品不但沒起到進步作用，反而給讀者和觀衆帶來不良的影響。他說：“沒有曆史唯物論的基礎，不明了祖的革命動力，不分析社會的階級
質，而冒然以所謂‘正義感’當做自己的思想支柱，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謬的。一個作家的錯誤看法，爲害之甚並不限于自己，而是擴大漫延到看過這個戲的千百次演出的觀衆。最痛心的就在此。”他確實痛心疾首地悔恨舊作了。
他不但否定了“正義感”，而且否定了他曾懷著深惡痛絕的心情對罪惡舊社會的暴露。“我時常自足于‘大致不差’的道理，譬如在反動統治下，社會是黑暗的，我要狠狠地暴露它；人是不該剝削人的，我就惡惡地咒罵一頓。其實，這些‘大致不差’的道理，在實際寫作中時常被我歪曲，有時還引出很差的道理。我用一切‘大致不差’的道理蒙蔽了自己，今日看來，客觀效果上也蒙蔽了讀者和觀衆。”在他的檢查中，這種自疚自責，沈痛地向人民大衆負荊請罪的心情，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他認爲《雷雨》也歪曲了真實，“我把一些離奇的
子關系糾纏一道，串上我從書本上得來的命運觀念，于是悲天憫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實，使一個可能有些社會意義的戲變了質，成爲一個有落後傾向的劇本。這裏沒有階級觀點，看不見當時新興的革命力量；一個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劇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觀點，它模糊了周樸園所代表的階級的必然毀滅。”這樣，就把《雷雨》說得一無是
了。
而在他看來，《日出》並不比《雷雨》更好些：“我粗枝大葉地畫出大魚吃小魚的現象，羅列若幹殘酷的事實，來說明這‘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社會是該推翻的。……但造成這些現象的基本原因，我沒有挖。我忽略我們民族的敵人帝主義和它的幫凶官僚資本主義，更沒有寫出長期和它們對抗的人民鬥爭。看了《日出》，人們得不到明確的答案，模糊的覺得半殖民地社會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來就是如此。我既沒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敵人，向他們射擊，那麼，只有任他們依舊猖狂橫肆。然而這和中革命的曆史真實是不相符合的。”這種自我批判是越走越遠了。
最後，他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解剖自己了。“我是一個小資産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階級’這兩個字的含義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來‘是非之心’、‘正義感’種種觀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異”。他說魯大海就是“穿上工人
服的小資産階級，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階級圈子，我寫工人像我自己”。他甚至說，他把魯大海寫得“可怕的失敗，僵硬，不真實”，是“賣過一次狗皮膏葯”。他嚴厲地責罵自己。他真誠地感到，“只有通過創作思想上的檢查才能開始進步”，“若以小資産階級的情感寫工農兵，其結果必定不倫不類，你便成了挂羊頭賣狗肉的作家”。顯然，他決心來一次
胎換骨的改造，使自己轉到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上來。
曹禺的確是真誠的。真誠的檢查，真誠的忏悔，真誠的批判。在那樣一個大轉變的時代，在那令人歡欣鼓舞的曆史時刻，加上他那種熱情的習，他如此痛心疾首檢查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觀上的真誠願望，並不能代替切實的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的具
的分析；他未免
之過急，就以政治的估量代替了藝術的批評，以簡單化了的階級分析代替了現實主義的要求。
在他的檢查中透露著一種贖罪的心情。嚴肅的自責，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贖罪的心態，卻很容易失去對自我價值的正常估計，失去最可寶貴的藝術自信心。從外表看來，檢查得極爲痛心而徹底，而內心深可能是一種迷茫和惶惑，隱約透露著深刻而內在的文藝思想的危機。這些，都是他當時不可能意識到的。因爲，在同舊的一切大決裂的日子裏，在轟轟烈烈對運動中掩蓋了這意識深層的矛盾。
曹禺既是這樣真誠地檢查著，也是這樣真誠地實踐著自己的諾言。他終于動筆修改舊作了。
１９５１年，開明書店邀他編輯他的劇作選集，借此機會，他對《雷雨》、《日出》和《北京人》作了修改，其中改動最多的是《雷雨》和《日出》。而這次修改，使他的創作思想的危機來了一次集中的表露。他在《曹禺選集·序言》中，是這樣爲他修改舊作進行說明的：“以後再讀它們，就時時覺得其中有些地方未盡合理。現在想想，倒也覺得動手的時候確實要提出一些問題，說明一些道理。但我終于是憑一些激動的情緒去寫，我沒有在寫作的時候追根問底，把造成這些罪惡的基本根源說清楚。譬如《日出》這本戲，應該是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的社會的控訴，可是當時卻將帝主義這個罪大惡極的元凶放過，看起來倒好像是當時憂時之士所贊許的洋洋灑灑一篇都市罪惡論。又如我很著力寫了一些反動統治者所豢養的爪牙，他們如何荒婬殘暴，卻未曾寫出當時嚴肅的革命工作者。他們是向敵人作生死鬥爭的正面力量。以我今日所達到的理解，來衡量過去的勞作，對這些地方就覺得不夠妥當。”他就是按照這樣的想法進行修改的。
先看看《雷雨》的修改。他爲了增強人物的鮮明的階級特征，克服所謂宿命論的思想，使一些人物都說出符合其階級的話，做出符合其階級的動作。侍萍再度同周樸園見面，便讓侍萍大罵周樸園是“殺人不償命的強盜”。而周萍的壞是周樸園教育的結果：“有你這樣的父就教出這樣的孩子。”這樣，侍萍就不再是原先那種忍辱負重、含辛茹苦、呼天搶地的宿命者，而是一個敢于直面反抗的具有鬥爭格的婦女形象。把魯大海也改寫爲一個具備“應有的工人階級的品質”，“有團結有組織的”罷工領導者，使他當場揭露周樸園背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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