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曹禺傳(田本相)第26章上一小節]來便來，爲著團結，爲著了解與學習，爲著建設一個新的電影戲劇藝術文化，要有新的電影戲劇文化，都有來的必要。祝
健康！
家寶上
６月９日①
前此，曹禺和柯靈曾收到黃佐臨和桑弧的電報，催促他們迅速返滬商討文華電影公司所面臨的問題。爲此，曹禺寫了這封信，刊登在該公司出版的《文華影訊》上。到了解放區還不到半年時間，顯然他爲新的事業所吸引了，許多事情需要他重新思考，重新學習。顯然，他還沒有足夠把握回答一些問題，但他的熱情卻在信中洋溢著。
從６月３０日開始，他就全力投入第一次全
文代大會的活動之中了，他是作爲南方代表第一團的代表而參加大會的。７月２日，大會正式開幕，莊嚴而隆重的會場聚集著來自全各地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這是一次中有史以來空前而又盛大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會議。曹禺回憶說：可以說，我是生平第一次，大概也是與會代表第一次在中土上參加這樣的偉大的文藝盛會，是一種從來沒有的大團結，是一次令人終生難忘的聚會。對我的一生來說，當時我感到是一個新的開端，那種感情是難以描寫的。我還沒有經曆過像共産
這樣重視和關心文藝工作，給文藝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榮譽。那時，可是千頭萬緒，百廢待興，百事待舉啊！新中還未成立，就先把全文藝工作者請到北平聚會。①他帶著滿腔熱忱重新學習，領會新的文藝理論，新的文藝工作的路線和方向。會議所安排的各種活動，他帶著一種渴望去參加，去觀摩，去學習，如藝術展覽會、各種演出，凡是他能去看的他都去看了。特別是話劇的演出，《紅旗歌》，《炮彈是怎樣造成的》《反“翻把”鬥爭》等劇目，他都作了細心地觀摩。盡管這些戲在藝術上還不夠成熟，但它們所反映的新的人物新的主題新的生活氣息，卻使他耳目一新。給他安排了一次大會發言的機會，７月１１日，他以《我對于大會的一點意見》爲題作了發言，這也可以說是他到達北平後，第一次發表他對新文藝思想學習的
會。他說：我們是在毛澤東思想領導與新民主主義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的。這是我們的原則。
今後的文藝批評與文藝活動必須根據這個原則發展。我們要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研究、認識新民主主義與今後文藝路線的關系。從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據原則發揮文藝的力量，爲工農兵服務，爲新中文化建設服務，這是我們每個人應該解答的課題。然而首先卻是團結。自然我們必須在群衆生活中得到教育，但作爲開始，更需要在這次全文藝幹部的大會裏獲得初步的團結。團結需要大家互相了解，互相認識彼此在思想上與業務上的短長。由于各人的曆史、環境與經驗不同，大家對于如何致力于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群衆文藝的作法可能有些歧異。我們只要避開本位主義與經驗主義的作風，了解客觀情況而不隔斷曆史，便會明白思想的進步，在今日的我們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別。參差的觀點只要不違背原則，不停留于眼前的階段，將會充實豐富文學藝術的檢驗與發展，是有益于普及與提高爲工農兵服務的文學藝術的。
嚴肅而深入地互相學習，互相教育，一面是誨人不倦，一面是學而不厭。時時刻刻檢查自己，勉勵別人，來保證全的進步，解決客觀現實的文藝要求。我們的團結裏必須有鬥爭，鬥爭中必須有團結，在不斷地正確批評與自我批評中，我們應該保持誠懇與謙虛的態度。有了這種態度，才會認清我們大家可能都有些缺點，絕對地都有些長
。因爲在今日，每個人都是拿出了最優良的一部分，來促成這史無前例的中華全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大團結。①大會于７月２８日結束，曆時一個月。在這次大會上，他當選爲中華全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委員會的委員、常務委員會委員，並且是全文聯編輯部的負責人之一。他還被選爲中華全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委員會委員、中華全戲劇工作者協會全委員會委員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電影藝術工作者協會全委員會委員。大會閉幕後，１０月份，他被任命爲新成立的立戲劇學院的副院長。這一系列的社會職務和行政職務，都壓到他的身上來了。
文代會剛剛開過，他于９月２１日，作爲中華全民主青年聯合會的代表，出席了中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加到迎接新中成立的政治活動之中。大會于９月３０日結束，他又被委派負責政協的對外文化工作，直到迎來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成立的大典。這使他沈浸在幸福和歡樂之中。他曾對趙浩生談到新中成立後的心情：那真是高興。知道家站起來了，過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慣了。過去，你看，就５月一個月裏，就有多少恥紀念日？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我還趕上二十一條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從１９４９年以後心裏好過了。①他的心情是振奮的，由一個受著壓抑的時代跨進了一個新生的時代，真好像從一個舊的世界走入一個新的世界。天天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時時都碰到新鮮的事物。他受到和人民如此地厚愛和信賴，使他由內心産生一種獻身給新中偉大事業的熱情和信念。
他的心是真誠的。他信任，他願意響應的號召，接受領導上交給他的一切工作。他也很想把自己改造一番，去擁抱新的生活。在全解放初期，除了忙于對外文化聯絡工作之外，他努力爭取各種機會到工農兵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他去過工廠，去過農村。
１９５０年初，他同中央戲劇學院的同志們一起到北京一家私營工廠中去，和工人交朋友，同他們建立友誼。他還到過安徽省的農村，參加當地土地改革運動，也曾出現在治淮的工地上。在農村同農民同吃同住，使他進一步了解到中農民的苦難生活以及分到土地的歡悅心情，看到農民爲了“一定把淮河治好”那種驚天動地奮不顧身的勞動場面和勞動熱情。如果說，寫《原野》時，他主要還是根據他聽到的故事，如今是直接驗到勞動人民的勤勞樸實的品德。他說：“在那短促的時間裏，我曾有錯誤的認識，靠了群衆的幫助，得到了及時的修正。”當然，他也很想搜集些創作素材進行創作，但是，他卻不能深切地把握它：顯然，他要創作反映新的生活的劇作，描寫工農兵的形象，還需要長時間的摸索和積累，是不可一蹴而就的。面對著沸騰的生活，怎樣著手新的創作，成爲他的一個尖銳的課題。新的文藝方向，新的文學觀念，他的文藝創作，該從哪兒起步呢？他在思考，他在探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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