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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傳(田本相)》第5章

曹禺作品

  萬德尊的官運,就如同坐在一只失去舵的破船裏,在海洋上飄蕩。黎元洪被段祺瑞攆下了臺,萬德尊自然也受到連累。皖系軍閥段祺瑞cao縱著中央政權,是因爲後邊有日本帝guo主義在撐腰。美、英帝guo主義自然不甘心,便支持直系軍閥曹锟、吳佩孚,並發動了直皖戰爭。狡猾的日本帝guo主義看到皖系即將失敗,便又扶植奉系軍閥張作霖。在直皖戰爭中,張作霖聯直倒皖,乘機入關,以便和直系分享北京中央政權的勢力。1922年4月又爆發了直奉戰爭,奉系失敗,退據東北。

  這樣的軍閥混戰,隨著一派軍閥的倒臺,便有大批軍官下野,而隨著一派的得勢,則又有一批軍官升官發財。特別滑稽的是,大總統也像走馬燈一樣,袁世凱稱帝失敗,繼之而起就有黎元洪、馮guo璋、徐世昌、曹锟等,民guo成立不過10年,而大總統就換了五六次。

  1917年黎元洪下臺之後,萬德尊還沒有徹底垮臺。1918年,徐世昌當大總統時,家寶的曾祖母魏氏百歲壽辰,萬德尊曾在天津大擺宴席慶賀。徐世昌曾題“蔚爲人瑞”之匾額相贈。①1922年8月,黎元洪又被擡出來複任總統了,萬德尊被授予“藩威將軍”稱號,並成爲將軍府的將軍。②黎元洪好景不長,1923年6月,又被驅逐下臺,就在這年10月,曹锟采取賄賂議員的醜惡辦法,“選舉”曹锟作了大總統,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豬仔議會”的鬧劇。家寶因病休學,也在北京,他還隱約記得:“當時還小,但對曹锟競選總統的醜劇還有些印象。記得那些議員們坐著車子滿街飛跑,老百姓都站在大街上看熱鬧。”③在這次黎元洪下臺之後,萬德尊就回到天津,從此一蹶不振,在政治舞臺上銷聲匿迹了。他開始過著寓公生活,成日和妻子抽大煙,同朋友一起賦詩寫字,精神抑郁潦倒,心灰意冷,再無心仕途了。那時,他還不到40歲,總是說:“我老了!”一種老之已至的悲涼感占據了他的心。

  萬德尊的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了,動不動就發火,常常是無名之火。也許他不甘心就這樣退出舞臺吧!也許他覺得他爲那種捉摸不定的政局所戲弄了,也可能他覺得光宗耀祖的夢想還未實現,就被擠出了發迹的軌道。人在失意之後,便不免要發泄心中的苦悶和煩惱。他什麼都看不順眼,說打人便打人,說摔什麼就摔起來,這使家寶對父qin産生一種恐懼心理,他怕他,他怕見到他,他怕同他在一起。

  一天裏,父子是很難碰面的。清晨,他去上學,午間在學校裏進餐,下午放學才回家。家寶在學校裏,過得十分愉快,上課,演戲,和夥伴談詩論文。而一回到家裏,就進了另外一個世界。一進家門,整幢樓房就靜得嚇人,光線幽暗的樓道裏,yin沈沈的,似乎空氣都像冰塊那樣凍結起來。沒有一點聲息,也沒有一個人影。父qin和繼母抽了一夜的鴉片,把黑夜當白天過。家寶回家時,他們還在睡夢裏。仆人們都不敢出聲,生怕驚擾主人的酣夢,都躲到另一座樓裏去休息。既然這樣難得碰面,可是偶爾碰到一起吃飯,飯菜剛剛端上來,父qin不知爲什麼就大發脾氣。有時,就把廚子大罵一通;有時,就在飯桌上把哥哥訓斥一頓。繼母在旁邊勸說,不勸則還罷了,越勸便罵得越厲害。這種壓抑的氣氛,使家寶內心經常有一種沈重的壓力,窒息得很,都要悶死了。他唯一的辦法,便是悄悄地躲到自己的房間裏去看書。

  家寶苦悶的酵素,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滋長著。他對父qin不滿,他對家庭不滿。這種不滿只是在他心中凝聚著,回蕩著。他不是那種人,一遇不滿便怒形于se,把它發泄出來,化爲種種反抗的行動,而他總是苦苦地思索著。父qin是喜歡他的,同家修形成對照。但是,父qin卻越來越不理解家寶了,爲什麼這麼小小的年紀會有那麼多苦悶,這些苦悶又是從哪裏來的呢?

  其實,家寶的苦悶也不全部是來自家庭,他讀了那麼多書,特別是文學作品,他接觸到家裏以及周圍的熟悉的人事,他又是那麼敏感的一個人,于是便常常陷入一種追索的苦悶之中。家寶已經是高中生了。由混沌的少年進入富于自主意識的青年時代,在他的意識裏逐漸增長著的是對社會的不平感,是對種種人事灼熱song膛的正義感,是對人生意義的朦胧追求,是對現實中貧富對立的強烈感受。他曾經這樣說:那時已經讀高中了,覺得頓時長大了,似乎對人生的意義有所追索,對社會也有更多關注了。我曾經在大街上遊行高喊取消二十一條,還高呼過“還我山東”的口號,對帝guo主義侵略中guo是憤恨的。打倒列強是很清楚的,那時就會唱打倒列強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guo民革命成功,齊歡暢。那時,我們就唱著這樣的歌曲,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南開中學是有這樣的好傳統的,周恩來同志在南開讀書時就開始了這個傳統,一代一代傳下來。①

  家寶的高中時代,正是第一次guo內革命戰爭時期,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從勝利而失敗。當時的天津chu在軍閥統治之下,但是,全guo反帝反封建的重大鬥爭都在南開中學引起過強烈的反響。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師生組織了“南開中學五卅後援會”,並演出戲劇宣傳反帝愛guo思想,家寶熱情地參加了這些宣傳活動。1926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反動政府公然槍殺愛guo學生,激起了南開中學師生的憤慨。《南中周刊》發表文章,聲討段祺瑞的血腥罪行,並對當時的教育總長“不惟絲毫無動于衷,而反爲政府通電,話之爲暴徒”的行爲痛加譴責。事隔兩年,在家寶擔任編輯的《南開雙周》1928年第1期上,還在卷首用大字排出魯迅《淡淡的血痕》中的語錄作爲紀念。1928年,日本帝guo主義在山東濟南製造了槍殺我同胞和外交人員的流血事件,校刊上立即發表《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濟南事件的意義以及我們的自覺》等文,揭露日本帝guo主義的侵略行徑。

  南開中學也有共産dang人。有一次,曾發生一起震動全校的事件。和家寶同年級的一位同學管亞強,在學校開大會時,指責校長張伯苓,質問他爲什麼不允許學生罷課。

  管亞強是cy,他這樣敢于當面指責校長,在校內反響很大。有的學生對管亞強很不滿意,有些學生持中立態度,而學校當局則采取嚴厲的態度。家寶很同情他,覺得管亞強沒有什麼不對。家寶的同學陸以循回憶說:我在中學時同家寶住在一間宿舍裏,他比我高一年級。當時,他在高中一年級,同屋四個人,有位同學叫管亞強,他還是個有名的政界人物的子弟,很激進。學校開會時,他敢和張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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