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曹禺傳(田本相)第5章上一小節]頂撞，質問張伯苓，後遭到學校打擊，並通過他的家庭對他施加壓力。家寶很同情他。我當時是站在張伯苓方面，我覺得校長對，學生怎麼能頂校長呢？但是，家寶卻不是那樣，他的思想比較前進些，他覺得管亞強是有道理的。雖然，家寶沒有公開站出來爲管亞強講話，但同我的想法不一樣。特別管亞強有一段因受壓力而沈默起來，家寶就更同情他。①
家寶和管亞強住在同一間宿舍裏，但平時很少談政治問題，他不知道管亞強是ｃｙ。他看管亞強每天很忙，鬧罷課，經常外出活動。偶爾交談起來，管亞強也說：“家寶，你老是死啃書本有什麼用？”但管亞強敢于站出來同校長頂撞，那種積極的反抗精神，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當全
解放後，他們再度重逢時，管亞強已改名張致祥，是我
一個高級幹部，他才知道那時管亞強在南開中學時已經在從事地下工作了。１９２７年，家寶擔任了《南中周刊》“雜俎”欄的編輯，他不但自己編輯雜文、短評，而且
自撰寫雜感，在第２０期、２５期、３０期上，他以萬家寶和小石的名字發表了幾篇文章：《雜感》、《偶像孔子》、《聽著，中人！》，或批判迷信偶像，或評說是非，或針砭锢弊，寫得也頗犀利。其中最能
現他高中時代的社會思想的，是１９２７年４月在《南中周刊》第２０期上，以萬家寶的名字發表的題爲《雜感》的三則雜文。這時，他已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了。這篇《雜感》確如郁達夫所曾希望于他們的，對惡勢力的攻擊持著“正大的態度”，它的“罵人”也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在三則雜文前面，有一段序言，頗能看出曹禺當時的某些思想態度。他是這樣寫的：將那閃電似的，奔流似的，憧憬的情趣，以及由各種現象而産生的心境，它只有天才能爲之解釋。同時一般庸流複可感觸得到的，蓦地把它提到字塊裏，無目的地把它寫出，無意義地映在癡人的腦海裏，這或是“雜感”的真義吧？
“這個人癫頭癫腦，一肚子鬼話。”我們常對人這樣批評。由這句話，總可逆料此人不會說“人話”的，甚至所謂“人話”反根本不曉，因爲人非鬼，爲人而雲鬼語，則怪異可知。實在癫氣十足的癫子，鬼話不能講，人話反而不少。果盡量感受其味格，他的話裏頭當發現孕含著不滅的創造
；他的思想常變化流動，永進不息，顯現他在徹底地思索面前的事物，不爲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擾而變動他的觀念。他的生活慾求極端興旺，他的感想無在不可施展，他所見是正確社會的面影，因是他的“鬼話”便長瀉不息。由這出發點講出的“鬼話”便是雜感的完成。
從這一段今天看來依然充滿熱忱的議論來看，他對“雜感”的解釋還是有它的獨到見地。的確，在那個社會中，能講“鬼話”倒是能道出“正確的社會面影”。特別是作爲一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所追求的是在事物面前的“徹底地思索”，是“發現”事物中“孕含著不滅的創造”，是“不爲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擾而變動他的觀念”的獨立不倚的精神。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緊接著他在這個短序中又寫到：轉到自己，假若生命力猶存在軀殼裏，動脈還不止地跳躍著的時候，種種社會的漏洞，我們將不平平庸庸地讓它過去。我們將避去凝固和停滯，放棄妥協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憊中要爲社會奪得自由和解放吧。懷著這樣同一的思路：先覺的改造者委身于社會的戰場。斷然地與俗衆積極地挑戰；文學的天才絢爛地造出他們的武具，以詩、劇、說部向一切因襲的心營攻擊。他們組成突進不止的沖突與反抗，形成日後一切的輝煌。然而種種最初的動機，不過是那服從于權威，束縛于因襲畸形社會的壓製下而生的苦悶懊惱中，顯意識地或潛意識地，影響了自己的心地所發生雜亂無章的感想。那種紛複的情趣同境地是我們生活的
萌，它複爲一切動機的原動力，形成大的小的一些事業。
這段話，可把它當作曹禺最初的戰鬥的創作宣言來看。在他熱情而蓬勃的年輕生命裏，躍動著對“社會的漏洞”進行不懈攻擊的理想，摒棄平庸，決不妥協，“爲社會奪取自由和解放”。他把文學作爲“向一切因襲的心營攻擊”的“武具”。他多麼羨慕那些文學天才和先覺的改造者！他又多麼希望因此而在文學上“形成日後的一切輝煌”！這大概是他的審美理想吧！由這些話，我們也不會再感到他２３歲能寫出《雷雨》是偶然的了。
他接著又對古老的文明開炮了：不過在我們這“禮義之邦”，這種文字卻常與狗吠一般地無價值。因爲它藏著破壞、爆發、攻擊，同一切跳出所謂“圈子外”的危險。我華夏民族酷嗜和平，淡泊潇灑；一日和尚一日鍾。過足煙瘾，橫在熱炕上暈談一陣。哼，我們“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是“古有明訓”。有長遠曆史的度的百姓，豈能隨隨便便幹這些沒頭沒尾的把戲！
記得某校刊登什麼撈什子的雜感，一句不重要的話冒犯校中的某當局，于是即時一道命令，斥以“侮辱師長”，訓令那位編輯先生“下野”、“回裏”（這是兩件事：一面革職，一面挂牌）。同時一位職員建議停止校刊，當時即將編輯部解散。有人說教育家（？）對于激烈的份子只有這種辦法。這個？也許吧！
不過在這刊物（按：即指《南開周刊》），請放心。同學們盡可發揮個人的意見，不顧忌地陳說自己對于環境的不滿（當然，向猥亵的社會攻擊更是我們青年的精神）。只要自己能踢開利害的計算，不僞不飾地吐露內心的不快，冷靜的態度可，幽默（ｈｏｍｏｒ）的亦可，我料南開當局絕對予以贊助的。因爲假使所感誠爲我們這個圈內的錯誤，一手掩不住天下的人，這無須隱瞞。教育不是妓女，不應修飾外面爲遊客看的；假若原來的思索在未寫以前已是錯誤，那麼，誠懇的教育家應以憐憫的態度諒解這種學生，並且希望他在刊物上發表，對症下葯，順便給我們以公開的商榷、討論和指點。
這樣一篇富于思想而又具有戰鬥精神的文字，出自一個高中二年級學生，已透露出他的才華、他的見地、他對社會的態度、他對文學崇高使命的追求。
《雜感》于序文後列出三個小題目，一是《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態度》；二是《“文憑同教育救”》；三是《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供給和需要》）。在《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態度》一文中，他嘲諷了一位教授屈從于“洋權威“的惡劣態度。這位教授在講臺上“大講其理”，說什麼“……好了，外人有金錢有強勢，猶以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態度對待我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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