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悅：誰能想到竟會發生這樣的事。
想不到第一次到他的住
去找他，就和他談這樣的事！
“荊夫，你的那本《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書不能出啦，這是
委的決定……”他會怎麼想、怎麼說呢？他受得了這樣的精神打擊嗎？要知道，他不是爲了名成利就才寫書的。他寫的是他二十年來在人生道路上的
會，他爲的是他所追求的目標。
由于自尊心的緣故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情況。可是我了解一切。我有兩個“義務情報員”：一個是許恒忠，他常常建議我勸勸何荊夫，不要做這類冒險的事。“這些年的鬥爭情況老何已經隔膜了，他在憑著一
熱情瞎闖呢！我看透了，既有變過來的時候，也就有變過去的時候。”還有一個，就是小說家了。這人平時並不活躍，但卻是我們同學中的“消息靈通人士”，對文藝、出版界的情況特別熟悉。他常常把出版社關于這本書的爭論、反映告訴我。書稿發排的時候，他興奮地跑到我這裏說：“孫悅，今天請我吃杯黃酒，有喜事！”好像他自己的書就要出來了一樣。他感慨地說：“我缺乏老何那樣的勇氣，這一輩子只能這樣庸庸碌碌了。我快成了中
的奧勃洛莫夫了。也許是因爲我一直沒有失去安甯的眠
的緣故吧？文窮而後工，古今皆然。我還是窮一點好。可是我又怕窮的滋味。”我給他喝了酒，但著實笑了他一通。我在高興的時候喜歡和人家開玩笑，有時還會促狹。
可是誰能想到，竟會發生這樣的事：出版社已經決定出版的書，一個大學的委書記可以卡住不讓出。還講不講法律，講不講原則了呢？
“這一關我們不能不把！而且，我們這樣做也是對何荊夫的愛護。他不應該忘乎所以，以爲現在什麼修正主義的貨
都可以拿出來了。”
奚流在委會上是這樣說的。事情的始末我不大清楚，但我可以肯定，他是始作俑者。然而，在會上提出問題的卻是遊若
。在委擴大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他突然叫奚流：“奚流同志！我有一個問題想提請委研究。系總支書記們不一定都參加了。中文系的孫悅同志可以一道參加研究。”奚流立即點頭答應，連問都不問是什麼問題，有沒有必要在委會上研究？這還不是事先商量好的！
我當然留下參加這個我事先毫無准備的問題討論會。討論一開始，遊若就拿出一份複寫的材料，一、二、三、四、五地彙報他所發現的《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一書中的修正主義觀點。
“最大的、最危險的修正主義觀點是他認爲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不是矛盾的，而是相通的。這就閹割了馬克思主義的靈魂——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他說。但是，他不願意詳細地說一說，作者爲什麼說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相通的，作者所說的人道主義是什麼內容。而我是知道的。荊夫講的人道主義是要徹底地解放全人類。不但把人從階級剝削和壓迫中解放出來，而且從形形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來，從迷信中解放出來，從盲從中解放出來，並且越來越多地擺
動物
。他反對把階級鬥爭當作目的，反對誇大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導致對人民群衆的傷害和分裂。他認爲社會主義社會應有更廣泛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他要求不但從物質上而且從精神上把每一個公民當作人，尊重他們的權利和個。這難道不對嗎？可是遊若認爲，這些統統是修正主義觀點：“問題是十分清楚的！所有這些觀點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都一再批判過。而且不是文革中批判的，是十七年批判的，也就是在正確路線指引下進行的批判。”
我不知道邏輯還能不能成爲一種科學。因爲它是這麼簡單：十七年——文革——現在；肯定——否定——肯定。三段論。黑格爾活著，會招收多少中的弟子啊！
遊若發言的時候，白淨的面皮漲得通紅，光禿的頭頂閃閃發亮。他的眼睛一直望著奚流，奚流卻不看他。奚流輪流地審視著參加會議的每一個人，最後把視線落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
遊若講完，把材料疊好裝進
袋。奚流把目光從我臉上移開，轉向大家，平穩地說：“我們根本不知道要出這本書。要不是遊若同志從有關方面聽到消息，並主動討了一份校樣來看的話，這本書就出籠了。”是遊若幹的嗎？我懷疑。這個人居然會發起一件事？
“孫悅同志！中文系總支是不是知道這本書呢？”
聽到奚流在問，我立即回答：“我是知道的。”
“爲什麼不過問？”奚流問。
“這是出版社的事，我們無權過問。何荊夫同志也有他的出版自由。”我回答。
奚流的顴骨向上聳了一下，他問委委員們：“是這樣嗎？那末我們就來討論一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不是要實行資産階級自由化？我們還要不要領導？”
校河的今天多麼情啊！至清則無魚。這河裏是無魚的。魚需要渾，這是肯定的。人呢？也需要渾嗎？明明是一池清，非要投進石子、爛泥、雜草把它攪渾不可嗎？
委會裏資格最老的委員首先發言了。他的頭發白如麻絲。他有一顆善良的心。他的眼睛是那麼真誠坦率。在那些動蕩的年月裏，我“保”過他，也曾經像女兒那樣在他面前傾訴過委屈。他總是安慰我：“你還年輕，經曆經曆有好。”我多麼尊敬他！
“按照以前的慣例，出版社出書之前應該與作者的單位聯系一下，這樣我們大家都不至于被動。現在既然已經這樣了，就盡可能妥善地解決吧！作者還是個年輕人，說服教育爲主吧，勸他把稿子撤回來，改好再出書。我看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批判了多少次了。四二年延安整風的時候……”
我知道，他又要“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地談起批判人論和人道主義的來龍去脈了。文革中每次批判鬥爭他的會上，他都講四二年延安整風，與王實味等人的鬥爭。他總是用他那慈祥而坦率的眼睛望著“紅衛兵”們：“我沒有搞過修正主義。我接受了的長期教育。自從延安整風……”“紅衛兵”說他是“臭表功”，罵他，侮辱他，嘲笑他。可是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沒有承認過自己是修正主義。我因此對他益加敬重。可是這兩年，我覺得跟他有了距離。生活在前進，他卻和十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一個樣，就像這會議室裏的一個雕像，永遠放在那個地方，又永遠是那個姿勢。你可以欣賞他，但不能和它討論任何實際問題。“小孫啊，千萬要把穩舵。這種混亂的局面不會太長。我們肯定要管的。四二年在延安……”我一聽到他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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