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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第7章 扭曲的十字架

第2小節
董叢林作品

  [續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第7章 扭曲的十字架上一小節]動的傳教士,不再僅靠教會組織,而且直接得到商人的資助和供養,他們甚至qin自參與商務活動。

  新教進入中guo大陸的第一人馬禮遜,就是以澳門東印度公司翻譯爲公開身分支薪的,他在給教會的報告中曾說到,這樣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以減輕差會的負擔。

  美guo對華傳教工作一開始,就受到本guo商人的大力支持。在廣州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同孚洋行老板奧立芬(d.w.c.olyphant)的主動倡議下,直接促使了差會向中guo派遣教士的行動。第一個入華的美guo新教教士稗治文(e.c.bridgman)的生活費,全由奧立芬負擔,甚至還爲他專門雇有仆人。裨治文主編的大型英文刊物《中guo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也由奧立芬承擔出版的虧損,並免費專撥一座樓房作爲編印場所。

  商界如此熱心慷慨地以財力支持傳教士,傳教士也當有所回報。德guo新教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又譯郭士立),曾爲東印度公司和鴉片商們賣力地搜集、提供經濟情報,協助走私。他曾幫一個鴉片商到福建泉州走私,一次就淨賺價值達53000英鎊的銀元。

  傳教士與商人的密切合作,使其在總ti上互補互促,相得益彰,“商戰”、“教戰”,聲威並壯。傳教士認爲:“必須派遣傳教士到中華帝guo,進入每一chu可以進得去的地方,包括中guo沿海的每一個可以通商的市場。海岸必須侵入,海港必須進去,這是因爲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受著大無畏的商業精神所驅使。這一條通路必須搜尋出來,每一個可以據守的陣地必須占領。”①

  ①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第6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商界的代言者則大聲疾呼:“從商務的觀點來看,傳教工作爲我們對華商務的發展,是大爲有利的……當記住:我們的商旗是緊跟著十字架的旗號的,誰打擊那高舉十字架的手,必然損傷我們商旗的利益。”①

  ①巴頓《傳教士及其評論者》第19頁,1906年版。

  一方面是一大無畏的商業精神”對十字架的推動;一方面是十字架對商旗的引導。這種兩相維系,從西方殖民侵略的全局來看固然行之已久,但在中guo土地上得以公然實踐,始自鴉片戰爭。

特種部隊

  言其亦軍,是指傳教士與侵略戰爭發生了直接聯系。如果說,商人主要是從武力開辟市場的角度進行侵華叫囂,那麼傳教士的一個既響亮又有自己特點的口號則是:只有戰爭才能開放中guo給基督!

  稗治文就曾直言不諱地宣稱,他們是主張采用“有力而果斷措施”的鼓吹者。其人于道光十年(1830年)來到中guo,兩年後辦起《中guo叢報》,在鼓吹對中guo進行武力征服方面可謂不遺余力。他呼籲,根據中華帝guo目前的態度,如果不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ti面的政府可與之保持ti面的交往;倘若我們希望同中guo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尖下命令它這樣做,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

  他們的政府當然更懂得這一點,爲了迫使清政府徹底就範,多次發動戰爭。對此,美guo新教教士丁韪良(willinm aiexander parsons martin)發明了這樣的邏輯:按照上帝的意志來看是必須的,首先應該使用武力。令這些高傲的亞洲人謙恭下來,然後才能用福音把他們擡高。

  不僅做武裝侵華的吹鼓手和辯護士,有的傳教士更充當直接配合和參與戰爭的“特種部隊”,或搜集和提供軍事情報;或投身軍旅,效力戎馬。

  鴉片戰爭之前,郭實臘對上海吳淞口清軍的防務情況就提供過十分詳細的調查記錄,內容涉及炮臺的結構,武器彈葯的規格、質量,兵並素質及軍隊管理情況等各個方面。據此他斷言,如果西方軍隊發動攻擊,這裏的抵抗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戰爭期間,傳教士們隨時提供的許多情報,更成爲英guo軍方進行作戰部署的重要依據。譬如,俄guo東正教士團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羅夫提供了有關京津布防以及清政府動態的重要情報,英法聯軍指揮機關送據以作出進攻大沽炮臺和天津的作戰部署。

  戰爭期間有些傳教士直接委身軍方。鴉片戰爭時,郭實臘參與了戰爭的全部過程,充任英侵略軍陸軍總司令的翻譯、參謀和向導。在英軍占領舟山後,他還曾被封爲管理當地的“官員”。英法聯軍中,丁韪良和另一個美guo新教教士衛三畏(s.wells williams)都參與過軍務。衛三畏竟宣稱:這四guo的兵艦和公使彙集在中guo京城,是我們對中guo傳教工作的一部分。

無法估價的顧問

  言其亦政,是說傳教士直接參與的政治活動。有些傳教士直接充任侵略軍的官員,至于以各種借口和身分參與政務者更”是司空見慣。僅從脅迫清政府訂立不平等條約的事局當中,即可見其一斑。

  在《南京條約》的談判中,郭實臘即以英guo政府官方翻譯的身分參與其事,極盡爲虎作伥之能事,結果使英方取得了比原估計更多的特權和賠款。事後,因“功”被委任爲香港英殖民當局的秘書。

  美guo遣使脅迫清政府訂立《望廈條約》,與伯駕等傳教士的鼓動和直接參與分不開。此約的談判中,伯駕聯同種治文和衛三畏一起擔任專使顧盛的翻譯兼秘書,不但爲顧盛出謀劃策,而且直接出面向清方代表進行訛詐。顧盛稱贊說,伯駕等人所提供的服務,既非不可缺少,也是最重要的,他們對中guo和中guo人的詳細了解,使其成爲“無法估價的顧問”。伯駕因“功”被委任爲美guo駐華公使的中文秘書,及至鹹豐五年(1855年)時更升爲公使,是美guo政府在傳教士中正式任命的第一位駐華外交官。

  中法《黃埔條約》的簽訂則與法guo天主教士直接相關。事先,教士們也曾大力對其政府進行敦促。專使拉萼尼(theodese de lagrene)來華時,就有以葛必達(stanislas clavelin)爲首的六名天主教士偕同。談判期間,教士們一直予以密切配合。

  在英法聯軍期間的簽約談判中,也多有傳教士介入。據說衛三畏爲了將傳教寬容條款塞進中美《天津條約》,在條約議定的前一夜通宵未眠,推敲計策。第二天一早便和丁韪良坐了轎子去參加與清政府代表的談判,結果如願以償。中法《北京條約》中文本中關于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就是由擔任翻譯的天主教士擅自加入的。

  在中俄《北京條約》的議定中,東正教士所起的作用,俄guo政府代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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