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者，世以名宋元明之新儒學，其中程朱一派，後人認爲宋學之正統者也。正統之右不一家，而永嘉之派最露文華，正統之左不一人，而陸王之派最能名世。陸王之派，世所謂心學也，其前則有上蔡，淵源程門，其後則有泰州龍溪，肆爲狂蕩，公認爲野禅矣。程朱深談
理，以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戴震譏詞）然其立說實爲內外二本，其教則兼“尊德”與“道問學”，尤以後者爲重，故心學對朱氏備致不滿之詞，王文成竟以朱子爲其學問才氣著作所累，複妄造朱子晚年悔悟之說（見《傳習錄》）。然則清代漢學家自戴震以降攻擊理學者，其最大對象應爲心學，不應爲程朱。然戴氏之舍去陸王力诋程朱則亦有故。王學在明亡後已爲世人所共厭棄，程朱之學在新朝仍爲官學之正宗，王學雖與清代漢學家義極端相反，然宗派式微，可以存而不論，朱學雖在兩端之間，既爲一時上下所宗，故辯難之對象在于此也。雖然，理學心學果于周漢儒學中無所本源，如戴氏所說者欤？
凡言德義事理自內發者，皆心學之一式也。今如尋繹自《孟子》迨《易系》《樂記》《中庸》諸書之說，則知心學之原，上溯孟氏，而《樂記》《中庸》之陳義亦無可能。夫理之學，爲得爲失，非本文所論，然戴氏既斥程朱矣，孟子以及《易系》《樂記》《中庸》之作者，又豈能免乎？如必求其“罪人斯得”，則“作俑”者孟子耳。有孟子，而後有《樂記》《中庸》之內本論，有《樂記》《中庸》之內本論，而後有李翺、有陸王、有二程，雖或青出于藍，冰寒于
，其爲一線上之發展則無疑也。孟子以爲“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以爲“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以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則存，舍則亡，凡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以爲“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以爲“存其心養其，所以事天也。”（凡此類者不悉引）凡此皆明言仁義自內而發，天理自心而出，以染外而淪落，不以務外而進德，其純然爲心學，陸王比之差近，雖高談理之程朱猶不及此，程叔子以爲孟子不可學者此也。戴氏名其書曰《孟子字義疏證》，乃無一語涉及《孟子》字義，複全將《孟子》之思想史上地位認錯，所攻擊者，正是《孟子》之傳，猶去《孟子》之泰甚者也，不亦慎乎？
設爲程朱氣之論尋其本根，不可不先探漢儒學之源。自孟子創心學之宗，漢儒不能不受其影響，今以書缺有間，蹤迹難詳，然其綱略猶可證也。《樂記》雲，（按《樂記》爲漢儒之作，可以其抄襲《荀子》諸書爲證。）
人生而靜，天之也。感于物而動，之慾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
夫理者，以其本義言之，固所謂“分理，肌理，腠理，文理，條理”也。（參看《孟子字義疏證》第一條）然表德之詞皆起于表質，抽象之詞皆原于具
，以語學之則律論之，不能因理字有此實義遂不能更爲玄義。（玄字之本義亦爲細微，然《老子》書中之玄字，則不能但以細微爲訓。）既曰天理，且對人慾爲言，則其必爲抽象之訓，而超于分理條理之訓矣。必爲“以爲如有物焉”，而非但謂散在萬物之別異矣。故程朱之用理字，與《樂記》相較，雖詞有繁簡，義無殊也。（鄭氏注“天理”雲，“理猶也”，康成漢儒戴氏所淑，亦未以理爲“分理”也）夫曰不能反躬則天理滅，明天理之在內也。以爲人生而靜天之，人化物者滅天理、明義理之皆具于心，而非可散在外物中求之者也。《樂記》所言，明明以天理屬之內，亦以修道之功夫（所謂反躬）屬之內也。
《中庸》雲，（按《中庸》一篇非一時所作，其首尾常爲漢儒手筆，說見前。）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何物乎？未有物焉，何所謂中乎？設若《中庸》雲，“發而皆中節謂之中”，乃無內學之嫌疑，今乃高標中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其“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下視宋儒爲何如乎？心學
彩如此濃厚，程叔子不取也，更未嘗以爲天地位萬物育于此也。《遺書記》其答門人雲：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
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于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于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
。”曰，“既有知卻覺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複’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複’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于動上求靜否？固是，曰，最難，釋氏多定言，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才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不出來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言，“*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此段最足表示程子之立點，程子雖非專主以物爲學者，然其以心爲學之分際則遠不如《中庸》此說爲重，蓋《中庸》在心學道路上走百步，程子又退回五十步也。程子此言，明明覺得《中庸》之說不妥，似解釋之，實修正之。彼固以爲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無中之可求，其用功廣言之，則平日涵養，狹言之則主敬致一，此與今日所謂“心理衛生”者微相近……
人生問題發端理學之地位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