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混在北京第二章 人生代代無窮已上一小節]有點像“文革”時代全中
只一個作家似的。他那時是想等全中十幾個大語種的翻譯家主動找上門來。等了幾個月竟沒人來。這才想起屈尊去社會科學院外文學所找專家。先找了一個研究菲茨傑拉德的老幹巴瘦研究員，這人說話連表情都沒有，只說：“我只研究菲氏，別的人一概不管，我不相信還有比菲氏更偉大的作家值得我譯。”又找了幾個都差不多。
社科院的遭遇倒挺讓義理長見識：這些個什麼研究員五六兒的，一個人一輩子只啃一個外作家，就成權威了。啧啧，一個人一輩子只幹一件事，爲一個外死人耗費生命，不值得。不過這些人日子挺好過，每日看看書，翻譯翻譯，寫寫文章而已。這樣的專家似乎不難當，只要有恒心搭日子就行。于是義理開始看不上他們了。
然後去找燕京師大外文系的年輕教師。沒想到他們一點不感興趣，也不爲他這樣的校友光臨感到光榮。說到譯他的詩，一個個懶洋洋的。義理算看透了，這些青年教師畢業幾年了，什麼事都不做，就一門心思准備考“托福”和gre，考出去。這批沒良心的，他心中狠狠地罵，家培養你們念幾年外文，就是爲了讓你們學會外文上外去打工麼？
義理真生氣，但又想給它們留點面子，不好說他們
無大志。于是提出經濟條件，問他們想要多少錢。一聽錢，人們全來精神，說反正你出了好幾本詩，講課也收費，又會寫歌詞，是文人中第一大款。我們也不訛詐你，英、法、德文本，一本你出一萬好了，一本10萬字。我們保證10天內招集強兵壯馬交稿。義理幾乎要氣暈過去。這他
也是大學教師！都窮瘋了。黑心腸的狗東西們！一千字一百塊，我成冤大頭了。啊——呸！
義理一氣之下打算出五千塊搞一個英譯本，找到了北大一個五十年代歸留美博士。這位博士的英文比中文還好，平時幾乎不說中話。聽說義理找過社科院的人了，不屑一顧地說你幹嘛找他們？他們不是不想譯，是不會譯，他們只會英譯中，根本不會寫英文，寫出的英文滿篇語法錯誤，美小學生
平。說著拿出一大疊他在英美發表的詩歌散文論文，一一告訴義理這些報刊的名字，有《泰晤士文學副刊》，有《紐約人》，有《新共和》。還寬厚地說：“你找我算找對了。我正好九月去美做一年writer in residence，寫一本宋辭方面的書，哦，你不懂英文，對不起，就是‘住校作家’。你這種詩很好譯，每天花半小時就能譯十來首。就交給我吧。具
情況讓我老伴跟你談，她是我的agent，代理人。”他老伴打扮得像一具抹了花臉的幹屍，很做作地
著江浙味的普通話說：“我先生在美享受優厚的稿酬待遇，通常是千字50美元。你很有實力，收入豐厚，但畢竟是中人。不難爲你，折個對，按千字25美元算吧，人民幣是130元，10萬字，哦，一萬三。若讓我們代理出版，優惠一下，收你10％的代理費，就是你所得收入的10％。通常我們收15％。”
想起來就不寒而栗。這才想起胡義來，打算出一萬五讓小胡兩口子給搞英法德三個譯本。但他接受了前面的教訓，不提譯書的事，先聯絡感情。
胡義兩口子從來不串門——不與本社的人串來串去。可他家中常聚一些搞翻譯的，一來人就大放外語唱片，一群人唱外歌，說外語，做西餐。很顯然，他不與樓上的人來往，不是看不起，就是覺得與這些人沒共同語言。對于義理的邀請他照樣謝絕，反過來邀義理去他家。
義理再次強調他新置了音響，請胡義去唱。胡義笑笑說：“我不會唱中的流行歌曲。我只唱美歌。上我那裏去吧，別唱ok，聽聽唱片吧，也是鐳射的，小雷剛從德帶回來一箱，全是卡拉揚指揮灌製的，《被出賣的新嫁娘》最過瘾。”
一切都那麼順理成章，義理愣是讓胡義給占了上風。胡義不去他家，他就得上胡家，大熱天戴上那種皮耳機聽西洋唱片，對義理來說純屬受罪。所以一進胡家，義理就說犯了中耳炎，聽不了耳機，聊聊天更好。
胡義的老婆小雷淡淡地給義理遞了半杯啤酒，說是德的。“稀客呀，大詩人。”
義理笑笑：“雷小
住這樓可受委屈了。”
小雷哼一聲說：“我其實才不要住北京這種冬天冷夏天熱的地方。我是要回蘇州的，我家的大院子緊挨著府政園呢。我每年都回上海的祖宅住些天，是花園洋房。我叔叔從臺灣回上海搞獨資，給祖宅裝了空調呢。可胡義這人不敢去上海。他是揚州人，上海人看不起江北人的。我叔叔讓他去當經理他都不幹，怕下面的上海小赤栳們害他。”看看胡義，又說：“話又說回來了，像他這樣的學究，你不讓他譯小說搞什麼文學研究，像要他命一樣。我也看透了，錢錢錢，忙一輩子圖什麼？太異化了。我們是文化人，有基本物質條件就夠了，主要活個精神上的意思。說到底，總得有人關心人的心靈，西方還有牧師呢。人家韋伯老早就批判了金錢物慾對人的精神摧殘，我們想用清貧來代替物慾反倒物極必反，現在要補物慾滿足人
異化這一課了。知識分子面臨著又一個新的挑戰。煩透了。只有甯靜淡泊了。”
義理讓小雷那吐煙圈的樣子迷住了。也被一屋子的日本電器和蘇聯鋼琴震住。小雷常出，賣大件指標發了點財，叔叔又在上海搞獨資，這都是她貴族氣的背景，相比之下自己倒成了暴發戶，還此地無銀地率先裝防盜門，真是太蠢了。爲掩飾自己的窘相，他打算談談胡義最有研究的英三十年代作家群。
“胡義兄，布魯姆斯伯裏這群人你最佩服誰？”
“當然首推赫胥黎，最貴族，最機智。”
“d.h.勞倫斯呢？風格獨特，赫胥黎可是最佩服勞倫斯呀。”
“算了，別說這些外人了。我其實不喜歡英文學。
差陽錯學了這個專業，老有人約稿，我就疲于應付，我其實頂愛讀林語堂，活得最明白的一個人。三十年代中作家個個厲害，學者型的作家，哪像現在這批沒文化的作家，瞎混。”
“對，林語堂的《紅牡丹》最精彩了。”
“要說小說，還得推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流年》，一曲長長的行板，靠記憶的節奏使生命變成永遠。別人的全是artifact，老普的才叫art！”
義理不語了。他感到這兩口子有點毛病，像商量好了似的，你說什麼他偏不談什麼。你說中，他跟你扯外；你說物質他談精神，正像胡義本人，念的是英文學，卻沒去過英語家，讓法一個什麼機構請去巴黎住了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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