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第四級病毒第三章上一小節]缺乏動力。在那些日子裏，泛美衛生組織的官員們來自其他拉丁美洲
家，他們只講西班牙語，從未學過巴西人的母語葡萄牙語。這樣一來他們同巴西人的關系便不那麼融洽，從而嚴重地影響了泛美衛生組織
理疫情的能力，他們常常發現自己被切斷在決策過程之外。（我們只能希望這現象現在已經消除。）由于我不想自己也靠邊站，所以我盡可能快地學習葡萄牙語。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須想到怎樣同泛美衛生組織維持良好關系，同時跟巴西人結成真正的聯盟。
在這樣的形勢下，還有一線光明的希望。腦膜炎雙球菌是對青黴素高度敏感的少數幾種細菌之一。青黴素是價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問題在于，感染初期，很難肯定誰感染了腦膜炎雙球菌，誰沒有感染。如果誰得了，發作得快，就得趕緊治療。那些日子裏，巴西舉驚慌，無論害了什麼病，都懷疑可能是腦膜炎。
在貝洛奧裏藏特，米納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該州衛生實驗室合作，協助培養診治流行腦膜炎的技能。做這工作，志氣、耐
和良好意圖是重要的，但是隨機應變的能力更爲重要。當我們把一些不同類型的實驗室合並在一起之後，卻還缺少一個細菌培養器，那是培養細菌的一件關鍵設備。一位名叫喬治·戈爾曼（george gorman）的“疫病控製中心”的技術員在一個舊木櫃裏裝上一個燈泡和一支溫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細菌培養器。假定這個細菌培養器是我們的暖房的活，我們還需要“花盆”來培養從可疑病人那裏采來的細菌。我們就用
蠟燭的瓶子來代用。蠟燭燃盡了氧氣，瓶子裏滿是二氧化碳。腦膜炎雙球菌就渴求這樣的環境。它們一得到這樣的環境就很快繁殖。把這些繁殖出來的群
，用格拉姆氏染
法加以理，放在顯微鏡下，如果確是腦膜炎雙球菌，就會現出典型的紅雙球菌來。
我們很幸運，因爲有一種流行腦膜炎的疫苗問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學（rockeffeller universitv）的埃米爾·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發現的，是一種醋類疫苗，對預防a型和c型腦膜炎雙球菌很有效。這種多酪疫苗是腦膜炎雙球菌多糖外
的分子做成。人類免疫系統對這種糖外的反應，就像對腦膜炎雙球菌一樣。這樣産生的反應，對日後有人如真的碰上腦膜炎雙球菌時，就能保證免疫。碰巧，巴西這次流行的腦膜炎正好主要是a型的雙球菌，其余一部分是c型的，這種疫苗對它們很可能是有效的。
巴西政府大力推行了一次注射疫苗運動，取得完全的勝利。在那疫病流行的兩年裏，衛生局爲六七千萬巴西人民（相當于1974年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成功地注射了疫苗。那麼多的生命得到挽救，那麼多的兒童免于破相或殘廢，舉爲之歡騰。只遺憾注射疫苗運動開始得還不夠早。當運動開始時，已經有五千到一萬人死于流行腦膜炎了。
1976年正當我將結束在巴西的工作之前，忽然接到“疾病控製中心”的顧問比爾·費奧基（bill feoge）打來的長途電話。比爾後來成了本機構的主管。他身材細瘦高大，對自己的工作抱著一種救世的熱情。他的奉獻精神和誠實直率的品質，對于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人（包括我在內）來說，他是個好導師，而對某些官僚政客來說，則對他深懷戒備。他在電話中告訴我說“疾病控製中心”有興趣在塞拉利昂（sierra 1eone）建立一個野外工作站來研究二種新的疫病。我特別注意聽他的話。
“我知道你已有在非洲工作的經驗，”他說，“我想知道你願不願考慮擔任在西非研究一種新疾病的科研項目負責人。”
我問他那疾病的名稱。
“叫作拉沙熱（lassa fever）”
我的新上司卡爾·約翰遜（karl johnson），原來是“疾病控製中心”裏“特殊病原”小組組長，官職很小，若幹年後我自己也擔任了這個職位時，我的同僚，靈長目的獸醫博比·布朗（bobby brown）在最好的聲望地位下宣稱他是個黑猩猩。我見到卡爾時，他剛從巴拿馬回來。他在那邊隸屬于中美研究分部。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追蹤一種叫做瑪丘波（machupo）的新的砂狀病毒。一般是老鼠身上攜帶著這種病毒，對人類造成毀滅的出血熱病。後來搞清楚了，拉沙熱的病因原來是一種砂狀病毒。這時卡爾已是四十八歲的人了。他風度翩翩，如果舉止還略微有些古怪的話。身高近六英尺，亂蓬蓬的黑發中已帶有不少灰，修飾得很古怪的滿臉胡須，使他看上去不像是個頭腦冷靜的科學家，倒更像主張以遊擊戰略推進革命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的樣子。我相信他很喜歡一個革命者的形象，而不是一個醫學研究者，他的穿著也很隨便，特別喜歡中美洲的刺繡襯，帶低口袋的。盡管說話柔和，帶一種有意寬舒的氣派，實際上他是充滿緊張活力的人。他一支接著一支地吸煙。（在那些日子裏，許多流行病學家都愛好吸煙。）我跟他熟了以後，發現他喜歡社交集會，喜歡跟朋友徹夜長談，邊聊邊喝酒，不知不覺間一大瓶波旁威士忌就下肚了。他的熱情、才智和迷人的健力使他的許多崇拜者爲之傾倒。
不久，卡爾就發現我對病毒一無所知。可是我熟悉非洲，我熟悉實驗室工作——我還熟悉電腦。這些都爲卡爾所賞識。人們都已經很清楚，電腦是分析流行病和實驗室數據資料越來越有價值的工具。1976年3月底，我和卡爾登上了飛往塞拉利昂的飛機。
塞拉利昂位于幾內亞和利比亞之間，面積大約相當于美的南卡羅來納州那麼大，人口接近三百萬。這個度過去幾乎完全被原始熱帶雨林覆蓋，但我現在看到的絕大部分卻是非原始的叢林。濫砍與燒林農耕使那些林木蕩然，這片土地變成了地球上最貧困的家之一。塞拉利昂十一個主要部族共同使用一種叫做“克利奧”（krio）的佛蘭卡語（linguafranca），在首都弗裏敦（freetown）和本許多其他地方到都聽到人們講這種語言。這種“克利奧”語是塞拉利昂獨特的洋徑濱英語，很類似上、下西非海岸許多前英殖民地人民講的那種洋徑濱英語，非常接近南加羅來納州海岸附近一個小島上逃去的奴隸後裔們講的那種話語。“克裏奧”是很有趣卻又很古怪的語言，大量借用法語和葡萄牙語，以及其他幾種非洲語言和當地方言，結果形成一種特別表達方式的混雜語言，例如，“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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