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了海關,三十分鍾後我乘車穿過金沙薩擁擠的街道。自上次離開以來,此地竟破落到這等模樣,使我驚愕不已。我沒有發現明顯的恐慌迹象,但是我確信我身邊走過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也許還不知道馬英嘉這個名字,但他們一定全都聽說過有關“揚布庫一位護士”死亡的傳說,它一定令人毛骨驚然。因爲如果他們相信實際上市內任何人都能被愈染,那就會自然地懷疑每一個外來的陌生人有罪,直到這陌生人被證明爲無辜。麻煩的是無法證明某人無辜。今天金沙薩有一個人死于這種病毒,而明天死的人數可能是十五到二十。沒有人能搞清任何事,人人害怕。
世界衛生組織的小組人員住在比利時政府派住金沙薩的合作代表團的駐地,名叫福梅特羅(fometro),也即熱帶醫學研究所(fonds medical tropical)的所在地。這地方有點像賓館、倉庫、汽車停車場之類的,也是合作代表團的醫學研究項目規劃中心所在地,瑪瑪那模醫院便是該中心經辦的。迄今,瑪瑪那模醫院沒有檢驗出這種新病毒的任何病例。比爾·克洛斯及其全醫務人員並未冒險一試,這所醫院有兩千張病
,有兩千病人住院,每天還有一百個嬰兒在這裏出生,萬一有這種病毒感染爆發,對這裏便是極大災難。比爾組織了一個隔離
系,旨在確保任何感染疫病的人都能收容。凡新住院病人都要經過仔細甄別,檢查有無這種疾病的任何症狀,一經發現,便立即轉移到一個特殊病房,以便進一步仔細監護檢查。
瑪瑪那模醫院迄未檢驗確認出這種病毒的案例,恩格利馬醫院則不能這麼說。一個病人感染了,另一個病人死了,于是隔離格外嚴密。有一個病房,叫做“1號病樓”,被指定爲病人隔離區,但是,醫院內部行動並不禁止;第二個病房,“5號病樓”,劃爲接觸過病毒患者的本院醫護人員隔離專用。不下37人被官員們驗明曾接觸過馬英嘉。一位名叫瑪格麗塔·艾薩克森(margarita lsaacson)的南非醫生負責隔離檢疫工作。她是個身材不高,精力充沛的婦女,戴著大眼鏡,遮住了半個臉。據說她曾經是一名以列傘兵,善于發號施令並要求絕對遵從。她在高度負責的氣氛中進行了檢查。醫院裏的恐慌氣氛是明顯的。病人的眼神中就帶著問題:你有嗎?我有嗎?我已經快要死了嗎?
在這樣環境下,意志堅強的艾薩克森醫生做出了非凡的工作,控製了恐慌。在像金沙薩那樣的城市裏,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很困難的。要保持隔離,自然是很可怕的事。除嚴格注視被隔離起來的病人之外.她還要保證病人有吃的,讓他們的家人知道他們的狀況。使艾薩克森醫生顯得更突出的是她決心確保那些家屬不得進入隔離區。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病人住進醫院後,其家屬實際都隨病人一起住進醫院。住院病人畢竟不能依靠醫院供給飲食。通常連基本的看護也指望不上。這一切都習慣地落在家屬身上。因此,艾薩克森醫生禁止家屬探視是空前的舉措。
每天早晨,家屬們總是等候在醫院人口外面,直到某位負責人出來,于是就詢問了:醫院爲什麼不讓他們探視住院的
屬、誰管病人有足夠的東西吃?如果萬一病人情況惡化,沒有
人在旁慰藉,後果怎麼辦?艾薩克森醫生
自會見那些家屬,她向他們懇切說明她非常同情,“但是我無能爲力,在不再存在感染危險之前,你們決不能見他們,難道你們也要染上這病嗎?”
不,他們並不要。問題似乎解決了,似乎達成一定的理解。但是第二天那些家屬又來了,還是那些老間題。艾薩克森醫生再一次跟他們談話,讓他們知道決不能去見住院的人。隔離是絕對的。
我抵達金沙薩還不到24小時,就奉命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小組成員和紮伊爾政府衛生部官員們的會議。衛生部的那些官員全部聽卡爾指揮。卡爾領導全,指揮有方。他在傳染病學方面的造詣比小組中任何人都高。他在拉丁美洲領導進行的流行病調查的經驗使他對外
文化特別敏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敏感
,他就不可能那麼和諧協調地安排
理在揚布庫爆發的那場疫情。
卡爾雖是大家公認的領導,但小組會議通常總由衛生部長恩格韋特·基克赫拉博士(dr. ngwete kikhela)主持。基克赫拉博士身材矮小,圓臉孔,善于辭令,曾在比利時和加拿大留學,攻讀公共衛生學。他也能說一點英語,但還不能跟外同事用英語自由交談,每當談到傳染疫病或
理複雜的疫情爆發時,他就完全不知所雲。雖然熱心合作,他顯然是期望世界衛生組織派來的這個小組幫助找出解決他
內危機的辦法。這畢竟也是我們份內的工作。
但是小組其他成員,特別是那些比利時人。經常鬧些爭權的角逐。他們雖是前殖民統治者,自以爲一一也許是正確的一一對紮伊爾的政治和文化比我們這些人知道得多。因而自封爲紮伊爾的保護人。問題是他們根本沒有能力來指揮這樣的調查工作。于是他們就變而發泄他們的不滿,對他們不同意的決定,就跟他們的德甚至少數美
同事在背地裏滴哺咕咕。無論怎樣那病毒並未潛藏、不露聲
、讓我們有時問去解決我們之間的細微分歧。我們畢竟
于戰鬥狀態中,要消化吸收能夠獲得的每一則信息,來了解內地發生的情況。我們知道這種病毒的新病案仍在繼續出現。但是次數多少?多少人已經隔離?是否已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防止疫情傳播的措施?
我們還有另一問題需要解決:喬爾·布雷曼率領的前往疫情現場的先遣小組出了什麼事了?按理說,他們早已該來到揚布庫了,他們到達金沙薩幾小時後就被送上飛機前來此地了。我們很擔心他們。那地區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離開金沙薩後,該小組飛進本巴(bumba),揚布庫南邊大約八十英裏的一個港市。但那是五天以前。迄今沒有他們的信息。考慮了一下,我得可能有一個相對簡單的解決辦法。根據我在紮伊爾的經驗,跟這個
家的任何人接觸,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傳教士。傳教士們在非洲有他們自己經營的高效率的“叢林電訊”,在紮伊爾也不例外。在金沙薩調查了一下,我獲悉北美教會組織在離揚布庫不太遠的地方設立了一個野外工作站,他們有一臺無線電用來跟金沙薩的同事每天聯系。第二天早晨我便來到金沙薩教會組織的辦公室,守在無線電旁等待揚布庫方面來話。跟那邊的傳教士一接上話,我就向對方說明我們遇到的問題,詢問傳教士中能否派人搜尋喬爾·布雷曼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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