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發現基桑加尼沒有人對疫情有所了解時，決定獨自一人去伊西羅（isiro）。伊西羅是基桑加尼和蘇丹邊境之間最大的一個市鎮，位于基桑加尼東北120英裏
。與我作伴的只有司機。但當我了解到司機的品格與脾氣後，我真甯願一個人上路。他寡言少語，近乎是個啞吧。他的沈默還帶點挑釁
，好像老在做給我看他給我開車是倒了大黴。此外還很快就看出他也不是個精明的司機。他總是參加汽車大賽一樣，在泥濘的道路上開得飛快。我一直擔心怕出車禍。當我指責他，甚或只是稍作提醒時，他都會瞪著眼睛看我，好橡說：我開我的車，關你啥事。問題是除了他，沒其他人選。他20來歲，在紮伊爾南部的一個牧師家裏長大，後來移居
外。隊裏把他派給我，說他熟悉當地的地形和風土人情，可以信得過，對此我不無懷疑。意識到米什林的地圖全然不管用，我只好聽天由命。但願我能順利結束旅程，一路平安。那時正值雨季，因此沿途情況比通常時候還要糟。雨
把泥土變成紅
的泥漿，司機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沼澤。這裏的土地主要是紅土，一種含有鐵礦砂的粘土，呈鐵鏽。這些紅土路，
的時候，滑得像結了冰的湖面，車輪胎又帶上了泥，行進十分困難。我們最多也只能維持10至15英裏的時速。和本地區其它道路相比，去伊西羅的路還算是條主要的高速公路，至少，地圖上有明確的標志，而且路上還有輪胎駛過的痕迹。熱帶草原上濃密覆蓋著的像草香蒲，在持久不散的薄霧籠罩下，像是于睫隴的夢境。猴子、羚羊、拂拂一聽到我們車子到來的聲音立即四逃散，消失在煙霧中。野獸的叫聲從遠傳來，鳥群倏而從天而降，倏而又飛回灰的天空。于是，大地變得萬籁俱靜。很長一段時間，只聽見汽車的引擎聲和不斷敲打著汽車頂篷的雨點聲。
這裏幾乎沒有醫療設備，也沒有多少醫生，人們最多只能寄希望于葯劑師爲他們提供一些簡單的葯品。我想，如果要了解當地有無疫情發生，葯劑師恐怕是最佳人選。但是我和村裏的頭頭、教師以及凡能給我提供任何信息的人都談了話，盡管人們一般都樂于幫助，但我還是沒能了解到這裏曾發生過什麼事情的真實情況。我必須通過當地翻譯，因此始終存在著在翻譯過程中有一些重要事情被漏掉的可能。還有另外一種更大的可能：和我打交道的是些文盲，這些人容易認爲外人是有特殊本事的，我不能肯定他告訴我的是事實真象還是只說些他們認爲我愛聽的話。
“你知道有人發過燒並出血了嗎？”我問。
“哦，有過，確實有過，”他們說。
但他們很快就補充說，最近沒發生過那樣的事。而且，我當然也無法肯定他們向我描述的那種病就是埃波拉病。非洲蔓延著多種疾病，人們不斷地患病、死亡，包括年輕人、健康人在內。即便是訓練有素的醫生，在這種原始條件下，要對某種病作出診斷都有困難，更不用說給予有效的治療了。我專心致志地向人們了解關于埃波拉病的情況，以至到了當天下午很晚時候才想起自從離開基桑加尼之後我們什麼東西也未曾吃過。也許這就是我的司機不時地把
森的目光投向我的緣故。當我提議在下個農村集市下車買點吃食時，我看到司機一天來第一次表現出難得的熱情。
然而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個村莊，找不到食物。那兒根本沒有集市，商店的櫃臺又是空的。不管去哪裏，情況都一樣。我對本地區的艱苦情況思想上是有准備的，但沒想到竟如此之糟。顯然人們是種什麼吃什麼，沒有多余的東西出售。在此之前，我還沒有想到要動用軍用罐頭。這種已存放30年之久的食物要是已經變質不能食用，那就可能意味著所有的罐頭都報廢了，那麼我們該吃些什麼呢？！
我們把車停在路旁，但沒下車。雨越下越大，從窗玻璃望出去，什麼也看不見。我拿出兩聽罐頭，司機帶著滿臉的懷疑神注視著我打開罐頭。“能吃”，我這麼說時，連自己都沒有信心。我把
罐頭留下，把火罐頭遞給他。我的罐頭裏還有
酪、花生米和湯。我咬了一口酪，仔細地嚼了嚼。不錯，還真的不錯！我又嘗了嘗，真的很好吃。我向司機點了頭，他至今還沒動他剛打開的罐頭。“挺好吃的，吃吧！”他並不相信我的話，試著吃了一口後，顯然同意我的話了。我希望他今後能給予我更大情任。
飲又是個問題。對于我的困境，《上古手之歌》（rime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敘述者是不會感到生疏的。是到部有。雨不斷從天而降，然而無法飲用。不論我們從鄉村的一個眼．甚至一口井裏打上來的，都是汙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來消毒，中碘化物的味道是那麼可怕，以至我對該的安全可飲不再有任何懷疑。我不相信任何細菌，經過這種可怕的味道仍能存活下來，還會有力氣使我致病。
我們到達伊西羅時，夜幕已經降臨。我急于要試一下我的無線電。我拉出天線，把電源打開，接通電源，轉動撥號盤，試圖找出一個地方臺，但我撥來撥去只聽到兩個傳教士的對話。孤單單的聲音在黑暗中尋求交流。我試著再和別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機對我投來的狐疑目光。我對著麥克風說：“我是世界衛生組織紮伊爾小組的喬·麥克科密克醫生。有准聽出是我嗎？”
什麼聲音也沒有。
我調整了一下天線然後再試，仍然沒有聲音。不管我怎樣努力。都沒有反應。我曾經爲獲得一臺無線電而那麼高興，爲能夠容易地與外界取得聯系而信心十足，而現在我真感到我是完了。沒人知道我在哪裏，而假如我不能把無線電擺弄好，人門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在哪裏。那天晚上睡覺時，我幾乎陷于絕望，感到無比孤獨。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幾千英裏的不毛之地後，仍找不到疫情的蹤影。我知道蘇丹確在發生瘟疫，但我沒有簽證，無法越過邊境。很有可能我的第一次追蹤病毒之行落得個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進入伊西羅，運氣依然很糟。沒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樣的疾病。只有繼續向北走，向蘇丹的邊界前進。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是一個叫棟占（dungu）的小鎮，離此50英裏。我們走的是一條小路，自從比利時人在1959一1960年撤出後，整個北部地區無人管理，道路與橋梁失修。我們沒碰到其他車輛。正常人誰會到達裏來，他們又會往哪裏去？
我開始懷疑埃波拉疫情兩次發作之間是否有聯系。在這種地方，人們若要旅行，只有靠走路或是騎自行車，他們一天行走的路程有限。紮伊爾和蘇丹之間的旅行如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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