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毛澤東傳第18節 總結曆史經驗上一小節]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爲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應付主義。”“無論
于怎樣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複主動地位。如果不能恢複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失敗。”“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
的，物質的。這裏最重要的，是保存並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他還著重地指出：“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製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在“運動戰”中，他寫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一切的‘走’都是爲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說來，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准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爲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裏。”
在“殲滅戰”中，他寫道：“‘拼消耗’的主張，對于中
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對于幾乎一切都取給于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擊潰戰，對于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則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響。對于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于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采取包圍迂回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樣才能學會正確地指導戰爭？毛澤東有一句名言：“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
這裏，毛澤東特別強調主觀和客觀的一致。在指導戰爭中，人的主觀能動
是極其重要的：“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爲這種全局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他所說的“用心思去想”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和客觀的實在情況相符合。他寫道：“爲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爲戰爭或戰鬥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這裏的關鍵，就在于把主觀和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來。”
毛澤東詳細地描述了一個軍事家正確地指導戰爭時的整個認識過程：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于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于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澤東在這裏敘述的認識過程，實際上已超越軍事科學的範圍，而具有一般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它同以後《實踐論》中的論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系形成的重要標志。它以對中情的科學分析和准確把握爲深厚根基，以實踐爲主要源泉，充滿著實事求是的創造精神，具有鮮明的中氣派和特
。中革命戰爭長時期內是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中進行的。陳毅在中共七大的發言中曾作過這樣的評論：中革命戰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小敵大”、“以弱敵強”。他說：“拿起落後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敵人作戰。我們是弱者，就不能鬥力，鬥力打不贏人家，我們就講究鬥智。因此我們戰略思想最發達，我們的腦袋最發達，靠腦袋吃飯。”“以弱勝強，以小勝大，戰略戰術特別發展。這種軍事思想爲什麼又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系起來呢？就是他能根據這些特點，總結經驗，現了毛澤東同志的天才。”⑥
政治路線也好，軍事路線也好，都離不開思想路線的正確與否。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⑦
毛澤東到陝北後，就努力閱讀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種哲學書籍。美記者埃德加·斯諾到保安去訪問他後，記述道：“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産
的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他讀書的範圍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⑧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調原駐延安的東北軍增援東線，延安由紅軍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保安遷到延安。到延安後，他又擠出不少時間，不分晝夜，發奮攻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書籍。現在保存下來的毛澤東在這個時期讀過並作過批注的哲學書籍就有：西洛可夫、愛森堡等所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上冊）等。他在前一本書上所寫的批注約一萬二千字，在後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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