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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3章 柏拉圖的形式論或理念論

第2小節
卡爾·波普爾作品

  [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3章 柏拉圖的形式論或理念論上一小節]堅持變化由一個不變法則支配的觀點,以自慰失去一個安定的世界。這種從曆史主義最終後果回縮的趨向也許是曆史主義者的典型特征。

  在柏拉圖身上,這種趨向至爲重要。(在此他受到赫拉克利特的偉大批判者巴門尼德的哲學的影響。)赫拉克利特將社會變動的經曆擴及“萬物”世界,以對其進行概括,而我也暗示過,柏拉圖也是這樣做的。但柏拉圖還把他對一個不變的完美guo家的信念擴大到“萬物”領域。他相信對各種普通的或衰敗的事物而言還存在一種不衰敗的完美事務。這種對完美的不變事物的信念通常被稱爲形式論或理念論,並成爲柏拉圖哲學的核心學說。

  柏拉圖相信,我們可能會違背必然進程的嚴格規律,並且由于阻止住一切變化而避免衰敗。這表明他的曆史主義傾向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妥協的和充分展開的曆史主義不敢承認人們由于做出努力就能改變曆史必然規律,盡管人們已經發現那些規律。它將堅持,人們不可能做出相反的事情,因爲人們的全部計劃和行動都是那條不可改變的發展規律用來實現人們的曆史天命的手段而已;如同俄狄浦斯所遭到的命運是由于那個預言以及他父qin爲了避免俄狄浦斯的命運而采取的措施,而不是與所有這些無關。爲了對這種徹底的曆史主義的態度有較好的理解,並且爲了分析在柏拉圖的信念中所固有的相反傾向(他相信他能影響命運),我將把我們在柏拉圖身上所發現的曆史主義同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態度加以對比.該種態度也是在柏拉圖身上發現的,可以稱之爲社會工程的態度。

  社會工程師並不關心曆史趨勢或人類命運。他相信人是曆史的主宰,相信我們可以按照我們的目的來影響或改變人類曆史,就像我們已經改變地球表層一樣。他並不相信這些目的是我們的曆史背景或曆史趨勢強加給我們的,而認爲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或創造,就像我們創造新的思想、新的藝術作品、新的房子或新的機器一樣。曆史主義者則與認爲,只有首先判定曆史的未來進程,才能有明智的政治行動。然而,與曆史主義者相反,社會工程師認爲,政治的科學基礎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兒;它是按照我們的願望和目的來創造和改變各種社會建構所必需的事實知識。這種科學必須告訴我們,比方說,如果我們希望避免經濟衰退或出現經濟衰退,或者如果我們希望財富分配較爲平均或較爲不平均,我們就要采取哪些步驟。換言之,社會工程師把社會工藝視爲政治的科學基礎。(我們將看到,柏拉圖把它比作醫學的科學背景,)而曆史主義者則與此相反,他們認爲政治的科學基礎乃是不可改變的曆史趨勢的科學。

  絕不能從我就社會工程師的態度所說的話得出結論說,在社會工程師的隊伍中不存在重大分歧。恰恰相反,我們說的“零星社會工程”和“烏托邦社會工程”這二者之間的區別是本書的主要論題之一。(參閱第9章,在那裏我將提出我的理由來倡導前者和拒絕後者。)但在此刻,我只論及曆史主義者和社會工程師這二者對社會建構,如保險公司、警察、政府或雜貨鋪等所采取的態度,這樣它們之間的對立也許就會更清楚了。

  曆史主義者主要以社會建構的曆史這個觀點,即從它們的起源、發展以及現在和未來的作用,來觀察各種社會建構。他也許堅持說,它們的起源是由于某個計劃或設計,由于對某些目的(人的目的或神的目的)的追求;或者他會斷言,它們不是爲了達到任何明確擁有的目的而被設計出來的,而是某些本能和情慾的直接表現;或者說,它們曾一度作爲某些目的的手段,但它們已經喪失這個xing質了。然而,社會工程師和社會工藝師不大關心社會建構的起源或它們的締造者的原意(雖然沒有理由說他不應該承認“只有少數社會建構是有意識地被設計出來的,而大多數社會建構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未經設計的結果”)。他甯可這樣提出他的問題:如果我們有某些目的,那麼,這個建構是否設計得很好或組織得很好以服務于這些目的呢?舉例來說,我們可以考察保險公司這個建構。社會工程師或社會工藝師不大關心保險公司建構的起源是否作爲一種謀劃的事業;也不太關心它的曆史使命是不是爲公共福利服務。他可以對某些保險建構提出批評,或者表明如何可以增加利潤,或者相反,表明如何使它們爲公衆帶來好chu;他也可以提出一些方法,使它們能夠更有效地服務于某個目的。還可以再舉一個社會建構的例子,讓我們考察一下警察部隊。有些曆史主義者可能將其描述爲保護自由和安全的工具,而另一些曆史主義者則把它視爲階級壓迫和階級統治的工具。然而,社會工程師和社會工藝師也許會建議采取一些措施,使它成爲保護自由和安全的合適工具,他還可以設計出一些措施使它轉爲階級統治的有力武器。(由于他是一個追求他所信奉的目的的公民,他可以要求應該采取這些目的和適當的手段。然而,作爲一個社會工藝師,他會仔細分清目的和選擇的問題有別于事實問題,即所要采取的措施的社會效果問題。)

  稍加概括地說,我們可以說,工程師和工藝師理智地把建構視爲服務于某些目的的手段,而且他作爲一個工藝師完全按照它們的適當xing、有效xing、簡單xing等等來評判它們。然而,曆史主義者則試圖發現這些建構的起源和曆史必然xing,以便估計它們在曆史發展中所起的“真正作用”。例如,把它們評價爲“上帝的意旨”、“曆史必然的意旨”或“重要的曆史趨勢的工具”等等。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社會工程師或社會工藝師要斷言建構就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他知道得很清楚,社會建構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和機械工具或機器是很不相同的。例如,他不會忘記,它們的“生長”和有機ti的生長情形有所相似(雖然並非完全相同);他知道這個事實對社會工程是很重要的。他不會贊成關于社會建構的“工具主義”哲學。(沒有人會說,一個橙子是一個工具,或者是某個目的的手段;但我們常常把橙子看作某個目的的手段,比方說,如果我們想吃橙子,或者以賣橙子謀生。)

  曆史主義和社會工程這兩種態度有時會出現特殊的結合。這種結合的最早也許最有影響的例子,就是柏拉圖的社會政治哲學。例如,一方面在前景中有一些顯然是屬于技術方面的因素,同時在背景中又突出了精心展現的曆史主義特se。這種結合是相當多的社會政治哲學家的代表,他們創造出我在下面所描述的烏托邦系統。所有這些系統都提倡某種社會工程,要求采取某種建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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