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人長生不老，也沒有一件東西永久長存。我們的一生不是一個古老的負擔，我們的道路不是一條漫長的旅程。
——歌德
3．1曆史病：官僚機構及人員的膨脹和腐化
中
古代神話中有一個故事。黃帝與蚩尤在冀州之野決戰。蚩尤請來風伯雨師，縱大風雨，形勢十分嚴重。黃帝使命令一個有製服大雨本事的女兒下凡參戰。果然，天女一到，大而乃止，遂殺蚩尤。但是，施展出混身解數的天女自身也被這種本事所毒化，她變爲一個禿頭旱魃，從此再也上不了天。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理解一個深刻的哲理：人們在解決某類問題時，采取一種看來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但對這種措施事後會帶來什麼樣的災難
後果，卻又顯得驚人地無知。
中封建社會利用宗法一
化結構，建立了控製整個社會的官僚網，有效地控製了小農經濟分散所帶來的貴族化趨勢，造就了封建大帝的繁榮，但它也帶來了特有的社會問題，這就是官僚機構自身的膨脹和腐化。
一般說來，一個新王朝開始建立時，官僚隊伍餃小，而且較廉潔，機構效率也較高。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機構和官員越增越多，冗官濫吏就象官僚機器中的廢物那樣，越積越厚。最後，造成官僚機器生鏽、腐壞。
曆代官僚數量雖有不同，但有一個趨勢是顯而易見的：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數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脹了數倍至十數倍。例如公元627年，精明的唐太宗省關官職，偌大一個大唐帝的京都—一百余萬人口的長安，只留用了六百四十三至七百三十名京官，外官數量也相應較少。三十年後，高宗顯慶年間內外官員膨脹到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名。到元和年間（8o6—820年），文武官吏及諸
胥吏已達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如以當時全納稅戶一百四十四萬計算，平均每七戶就要供奉兩個官員。宋朝官員膨脹情況更爲驚人，從仁宗皇祐到哲宗元祐四十年間，就外官而論，節度使由三人增加到九人，兩使留後由一人增到八人，觀察使由一人增至十五人，防禦史由四人增至四十二人。其他幾類官吏，從景德到元祐八十余年間的增長情況，可見下表；
表2宋景德至元祐年間官僚膨脹情況(略)
根據這個表，我們可以求出這期間僅這幾類官員人數平均增加了六倍。明初洪武時，文武官員爲二萬四千余名，一百年後憲宗時膨脹爲八萬余名。機構的膨脹也很快。以薊鎮爲例，原爲一個機構，到神宗時，把邊分爲鎮，一鎮又分爲三路，各路均設機構。這樣．機構爲原來的十二倍，設官爲原額的二十倍。
宦官系統也是
于不斷膨脹之中。洪武初年宦官尚不滿百人，明中葉已達一萬余人。明古時，僅宮內閣人就有七萬，加上全各地的共有十萬。閹宦自成系統，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門。爲宦官機構服務的爪牙更是多如牛毛。世宗時，第一次就裁革錦
衛的三萬余人，第二次又裁去十四萬八千人。
在官僚機構申，吏員（辦事人員）一般說來，大約爲家官員的十余倍。東漢時按官製定額，內外文武官員爲七千五百六十七人，而吏有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吏約爲它的十九倍。唐代官吏總數爲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時，其中官員爲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名，吏也爲官的二十倍左右。如果王朝初期官員人數在一至三萬左右，到本期膨脹數倍達五至十萬左右，那麼吏員也就相應膨脹爲百余萬人了。這確實是十分驚人的。
爲什麼官僚機構和人員會不斷膨脹呢？我們知道，宗法一化結構爲了對整個社會實行強控製，沒有足夠的官吏是不行的。在王朝初期，人口較稀少，各種社會問題也相應地不那麼尖銳突出，而且行政效率較高，官吏數量一般較少。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成倍地增長，耕地擴大了，城市繁榮起來了，相應的管理事務也必然會增多。因此，官僚機構和人員的增加是自然趨勢。最近，有的經濟史研究者提出，以公元180年行政管理效率爲基准，當時全人口六千萬，縣數一千一百八十，平均每個縣爲五萬人。“要想維持這五萬人口爲一單元的基本行政效率，在875年時就需1600個縣，119o年需有2200個縣，…185o年則需8500個縣……”對這種算法，學者們爭議很大。但從行政事務與人口增長關系的角度來考察官僚機構的膨脹，是有一定道理的。
這裏必須指出，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管理人員增加的自然趨勢並不是封建官僚機構和人員膨脹的主要原因。以宋代景德年間（1004～1007年）至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八十年間官僚膨脹及人口增長的情況，做一比較分析，我們根據有關資料可製出下表：
表31oo6～1083年間人口與官員增長情況
根據這個表我們又可以畫出兩條曲線，如圖5所示。
這兩條曲線並不重合。官員增長速度遠大于人口增長速度。在曆代封建王朝中，人口增至
值（清以前一般在六千萬上下）後，就比較穩定了。而官僚的增長卻如野馬
缰，並沒有隨人口達到值而停頓。這證明行政管理事務的增加不是官僚膨脹的主要原因。
官僚膨脹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機構自身的腐化。腐化造成行政效率越來越低。行政效率越低，又要達到強控製的目的，就不得不增加機構和人員，從而造成惡循環。
明末的情況相當典型。當時官員已比初期增加十余倍了，但由于內部摩擦和腐朽，反而出現了官員匮乏的反常現象。萬曆末年，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辦事官員“十缺六七”。有的中央官的缺俸竟達五個月之久。內閣大學士應有五、六人，實到辦公的只有葉向高一人。給事中應爲三十三人，實際只有五人供事。而湖廣、河南、福建告缺巡撫。另一方面，當時有上千名新錄貢生長期滯留京城，向主事官員乞求任命。明末這種有官無人當，有事無人問的癱瘓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官僚機構已經完全腐敗。大量官員挂官籍以支取官俸卻不到職辦事，官僚們因循苟且，結
以謀私利。官僚機構越腐敗，所需的官員也就越多，膨脹也就越快。
可見，中封建社會官僚機構的膨脹與腐敗，是一化調節機製日益老化、逐步喪失其調節功能的表現。這種現象是中封建社會每一個王朝都具有的曆史病。一化調節能力越低，官僚機構的腐化膨脹就越厲害。東晉就是這樣，其地盤根小，但官員數量在比例上超過其他王朝。
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爲什麼這種曆史病在每一個王朝都反……
興盛與危機第三章：無組織力量及社會結構的老化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