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興盛與危機第六章：曆史的奇觀：超穩定系統上一小節]是相當強的。如早在漢代，《漢律》就規定，三人以上，無故聚集飲酒，罰金四兩。特別是城市，更是一
化結構強控製的中心，它們不可能成爲資本主義因素發育結合的母
中
封建社會強控製的一個重要政策是重本抑末。它對保護農業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尤其在封建社會早期更是如此。但從另一方面看，重本抑末又不允許新因素相互結合、相互促進。曆代的“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最後一位。早在戰時代泰就規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罰爲奴隸，“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西漢初年，規定商人不能作官、騎馬、乘車、穿絲綢
服。就連商人的子孫也不得幸免。當時明令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除政治上的壓製外，對商人在經濟上的勒索也非常嚴厲，“重租稅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園占有名田，違者役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頭稅，“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唐代規定“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此外，家對商業活動也管理很嚴。唐政府徵當鋪典當稅、糧食買賣稅“四取其一”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商賈的財産稅，每缗稅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過關也要納稅。明代政府在各府、州、縣、市、集都設立了商稅機關“稅課司局”，並到
新設“抽分局”。以加緊對市民和商人的勒索。
對商業實行強控製最重要的手段，是中特有的官商、官辦手工業製度。這種製度既可以使統一大內部必要的商品交換得到滿足，又不致失去對商品經濟的控製、壟斷。周代就有泉府的設置，“以泉府同貨而斂賒”。這是最早的專賣機構。
從秦漢一化結構實現以來，封建官僚政治就把觸角伸進了商業、手工業，控製了鹽、鐵、生産工具、鑄幣的專營專賣，並通過官營手工業壟斷了主要的商業和貿易市場。漢文帝時尚“弛山澤之禁”，“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但到漢武帝時便任用桑弘羊在全設立了鹽官三十二，鐵官四十四，還沿襲戰以來的少府機構，專掌山海池澤收入和皇室消費的手工業，以後成爲定製。
官辦手工業集中了全最優秀的工匠和豐富的原料，吸幹了民間的精華。但它本身常常又是爲最高封建統治者消費服務的，從生産到經營都不受經濟規律的約束，不計效率，實報實銷。從采購到生産，由家政府包管。就以元代爲例，其官營手工業種類很多，分工很細，機構非常龐大，據記載；“籍人匠四十二萬，立局院七十余所”。但由于管理系統腐敗，又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以致生産力很低。忽必列時綦陽四鐵冶，有九千五百五十戶工匠，但所冶的鐵價還不如只抽冶戶包銀所得的多。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現象只可能在官營企業中出現。我們知道，價值規律對手工業生産中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是有利的，但在官商、官營手工業中卻很難發揮這種作用。管理官管手工業的是封建衙門，官員腐化、機構膨脹在這裏也非常明顯。明穆宗隆慶元年，在司禮監擔任生産的軍民工匠爲一千三百八十三名，
離生産的官員四百三十三人，占三分之一。從公元1596年起，又用宦官來管理少府，更是腐敗不堪。這些部門中的官員營私舞弊，貪汙
費。因此，在官營手工業系統中，生産
平和技藝再高，它也是被埋在無組織力量的汙泥中，常常隨著無組織力量被掃蕩而失傳。
另一方面，官商和官辦手工業的發達，使得民間私人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受到限製，有時甚至萎縮。漢武帝時，私自煮鹽、鑄鐵者，左腳要枷上六斤重的鐵鉗，並以酷刑。家利用行政手段推銷商品，出現了“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的違反經濟規律的現象。
最近，有的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資本主義萌芽和一些新生産關系因素，大多出現在那些私營的非法的廠礦中，而在官辦、官督商辦的廠礦中，生産關系都相當陳舊。官辦手工業和廠礦，資金雄厚，技術先進，但這種生産力被束縛在無組織力量的桎梏之中。私營手工業利廠礦，雖有新生産關系的萌芽，但它是非法的，時時要受到官僚機構的種種限製和打擊，這不能不說是十分可悲的事。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中世紀的城市是封建勢力控製鞭長莫及的地方。《共産
宣言》曾指出：“從中世紀的農奴中間産生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英王亨利二世頒發給林肯城的特許狀中說，任何人只要在城市住滿一百零一天，就可以獲得自由。所以當時歐洲有“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的說法。
歐洲的城市是農村封建經濟的對立物，是封建政治勢力控製薄弱地區，它成爲資本主義新因素聚集結合的母。早在十一世紀，法朗城就以贖買爲手段獲得自治權。法王菲利浦二世爲了爭取城市的支持，曾先後對四十一個舊城和四十三個新城頒發了特許狀，承認它們自治。這些自治城市，麻雀雖小，五髒俱全，是一種尚未發育起來的新結構的雛型。市民經濟、市民思想文化以及市民政治，都是在城市裏孕育、結合並進一步發展的。歐洲的城市是封建社會汪洋大海中資本主義結構的島嶼。何以說，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曆史，就是城市不斷壯大、戰勝農村的曆史。
一般說來，城市的發展是和商業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城市能否成爲新因素的結合作，就和社會結構直接相關。舊結構控製力越弱，城市越容易成爲新因素成長的搖籃。
教皇所在的意大利最爲典型。教皇和霍享斯陶棻家族爭奪對意大利的統治權，各自又不具備統一全境的力量，形成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均勢。這種均勢造成了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局面和舊製度控製的真空。于是，發達的商業貿易和文藝複興運動，在這裏興起了。威尼斯、佛羅倫薩、熱諾阿等等城市，象種子一樣在封建社會結構的裂縫中紮根生長，逐漸長成大樹。
中封建社會實現了宗法一化結構，就不可能出現上述真空狀態。在一化形成之前，中古代城市——都、邑、鄙……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等級和宗法
彩。“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一化結構確立以後，城市就進一步成爲家政治、經濟、文化的樞紐。正如傅築夫指出的那樣，我戰以前的大小城市中，市場是根據封建“禮法”設置的，是城市一個特殊區域。戰以後的城市仍然由家設立，而不是隨經濟需要自然發展起來的。唐代以前，大小市場的興建和廢止，均由朝廷敕令行之。唐代以後經濟的發展，完全由政府控製市場已不可能了，出現了大量非官方設置的市鎮、集市。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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