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興盛與危機第六章：曆史的奇觀：超穩定系統上一小節]宗法一
化結構存在，它們不可能象歐洲城市那樣成爲相對獨立于封建結構之外的地區。一旦這些城市由于經濟上的重要
而發展起來，就會馬上引起封建
家的重視，家政府機構和管理網會立即延伸到這些城市中去，隨之而來的是它們也具有行政上的重要了。
由于一化官僚網總是和城市交織在一起，中古代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興衰，往往取決于它們在政治上的重要，並不完全受經濟發展的支配。所以，中封建社會的大城市比歐洲的出現得更早，規模也更大。而這些大城市又隨著封建王朝、官僚政治的興衰而變遷著。
開封就很典型。它是在唐代迅速發展起來的，後被北宋定爲首都，成爲中原華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十分繁華昌盛。這種興旺局面同它是京城的顯赫政治地位分不開的。公元1126年金軍入城，開封失去首都地位以後，大批官員、商賈、市民離開了開封。開封一旦失去了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商品需求也大爲減少，商業急劇衰退。與開封市相連的交通網也開始冷落弛壞。以開封爲中心的華北地區的商業交往隨之衰落。南宋定都臨安（杭州）後。臨安迅速成爲一個有百萬人口、面積比現今杭州市區還要大的繁華大都市。但明代以後，杭州不再是首都，它也就逐漸衰落了。
總之，由于宗法一化結構，中古代城市不僅是商業中心，而且是各級官僚機構的衙門所在地，負責管理廣大農村、
理行政和法律事務，擔當地方和中央的聯絡職能。執行著如此重要通訊聯絡功能的中封建社會的城市，當然遠比歐洲封建社會的城市發達，但它也是封建統治控製力最強的地方。因而，中古代城市又被稱作郡縣城市，是帶有地方行政的強烈的封建政治
彩的。這種城市，不可能成爲資本主義因素結合的母。
6．3資本主義因素結合的障礙之二：缺乏中介
宗法一化的社會結構，還使得資本主義因素結合失去了必要的中介。衆所周知，歐洲和日本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因素的結合和壯大，通過兩個重要的中介：一是經濟結構中資本主義因素和王權相結合；二是新經濟因素在意識形態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依靠知識分子接受市民文化來實現。這兩個中介在中封建社會都不曾起作用。
西歐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在政治結構中找到代表，是通過王權與市民聯盟的方式實現的，並逐步形成了市民參加家政事的相應組織形式。英議會製起源于十一世紀。公元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入主英格蘭，爲了加強中央集權，便組織了由貴族和教士組成的類似谘詢的機構，它是議會製最早的萌芽。法更明顯，1302年美男子菲利浦四世爲了和教皇鬥爭，召開了由主教，貴族與平民參加的三級會議。可見，市民階級參政直接和王權的強大有關。意大利的consuls，英的aldermen，法的jures，都是市民階級在王權幹預下參政的相應組織形式。
歐洲和日本封建社會，王權之所以能成爲中介，是由于王權爲了與割據的貴族進行鬥爭、取得政治上的統一，就不得不依靠那些與封建割據勢力在經濟利益上尖銳對立的市民階級。在貴族與資産階級的利益沖突之間，封建家的王權淩駕于二者之上，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盡管王權在本質上是代表封建製度的，但它爲了自身利益，不得不把資産階級的魔鬼從瓶中放出來。正如恩格斯分析的那樣：“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著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傾向王權，正象王權傾向它們一樣。”歐洲封建社會後期出現的絕對君主製政，實際上成爲封建結構向資本主義結構轉化的過渡狀態。英和法在這一點上都比較典型。法在路易十四時形成強大的中央集權製家。一百年後，就爆發了資産階級大革命。
中封建社會的絕對君主製的出現比歐洲的早一千多年，而且王權逐步加強。但爲什麼不能起中介作用呢？關鍵也在于宗法一化結構。
中封建社會形成中央集權政時，市民階級並不強大。封建家和皇帝利用由廣大儒生組織起來的官僚機器，來和小農經濟的分散導致的貴族化傾向進行鬥爭。這就注定了宗法一化結構中的王權不可能再和市民階級相結合，反而要利用一化來遏製市民力量。
中古代城市和市民階層，很難形成維護自己利益的組織尤其是政治方面的組織。雖然早在唐代就出現過長安商業、金融業的人員的罷市和請願，但這種力量一直都相當弱小。商人市民爲了辦點事。除了我貪官汙吏或宦官貴族的門路外，很難再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唐宋以後，出現了手工業、商人的行會組織，明代甚至還出現過下層官僚和市民聯合反對稅監的現象，但鬥爭僅僅局限于經濟方面。而十八世紀的法第三等級不僅已經掌握了重要的經濟命脈，而已在政治上組織起來了。當時，法各地有三十四個按察使，全部由第三等級的人出任。在思想文化界，則有相當多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大學教授出身于第三等級。顯然，他們已在社會上具有相當大的勢力了。在這種條件下，他們才有力量發動資産階級革命。
宗法一化結構裏，王權與儒生的結合還造成一個可悲的後果；中封建知識分子很難分化出一個新成分，以便完成經濟結構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和意識形態結構中新因素結合的任務。正如人中的血紅蛋白一旦和一氧化碳結合了，就失去了和氧結合的能力。封建知識分子一旦和王權結合，形成一化，也就中斷了封建知識分子的分化，難于形成一個接受市民文化的新隊伍。
我們知道，西歐封建社會，從舊貴族、教士、商人市民中逐漸遊離出了一個新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實現了把經濟、政治結構中産生出來的新因素與意識形態結構中新因素結合起來的任務。
日本也是這樣。十八世紀，日本封建等級製度開始破壞。那些俸祿低微的下級武士更爲貧困所窘迫，不得不出賣祖上傳下來的武器。他們有的去經商，有的以收養富商子弟爲養子的方式出賣武士身份。據《江戶町方書》記載，在二百五十家商人中，本人是武士、
人或祖先是武士、人和鄉士者，就有四十八家。很多人轉化爲資本家。但更多的人變爲知識分子，充任教師。他們成爲學習傳播資産階級文化——蘭學的主要隊伍。公元1838年，著名的蘭學家緒方洪庵在大阪設“適適齋”，講授西方科學知識，和資産階級民主思想。二十四年間，各地來的就學者達三千余人，其中不少是下級武士。這一接受了資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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