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興盛與危機第八章：意識形態結構的系統分析上一小節]不加幹預，儒家則主張入世，積極幹預世事。這是兩種相反的
世態度。這種差別必然在儒家和道家的社會觀和哲學觀上也表現出來。儒家大一統的
家學說是有爲的，主張應積極參預家事務，擔當相應的責任。“家興亡，匹夫有責”正是這種精神的
現。而道家不幹預事物本來狀態的原則在老子的社會觀中。就表現爲“小寡民”的社會理想。但當大一統的封建家建立以後，道家的社會觀與老子雖然有了差別，但清靜無爲，與民休息等不幹預原則仍然貫穿在道家的治方針中。道家的哲學觀是“道”。道法自然，自然的本意就是不幹預事物的本求狀態。直到今天，中文裏的“自然界”、“自然科學”等詞彙，均有這一層含義。不可能想象，儒家的入世有爲的行爲結構能夠和小寡民的學說和諧一致。“無爲”與“大一統’也無法實現內和諧，所以道家的行爲結構和儒家的大一統家學說是捏合不起來的。漢初崇尚黃老，實際這並不等于說漢初貫徹的是道家的家學說，而只不過是最高統治者部分地吸收了道家的治主張，使之成爲一種與民休息的暫行政策。但是道家的“無爲”是無法與統一的封建大家學說內和諧的。所以漢初一些哲學家企圖從“無爲”出發製造大一統家學說的根據，最後是不成功的。
儒家和墨家都主張有爲、積極幹預世事，在社會觀上也不象道家那樣采取小寡民任其自然的消極方法，主張建立大一統的家。但是在有爲的方式和看問題的角度上，儒墨兩家是完全不同的。儒家的“有爲”，是以在有等級結構的家庭中的個人爲核心，將個人的感情外推，合理化，來理解社會和世界。孔子在回答宰我問“三年之喪”時就說：一個人生下來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恩情深重；父母死後，子女因感情上的原因而“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不安”；既然如此，那麼居喪三年，也就應該是“天下之通喪也。”顯然，這就是根據人與其他人之間的感情有
遠深淺之分出發，並進一步合理外推而導出的原則。這也必然導致“”和“愛有差等”的倫理原則。同樣，把家庭關系合理外推到整個社會組織中去，這是儒家家學說把家庭看作社會同構的理論基礎。這一看問題的方式，同樣貫穿在儒家的哲學觀中。儒家的哲學觀一方面是不迷信鬼神，但同時又認爲“天”是有理
、有道德觀念的。看起來這兩點存在著矛盾，但從一個理論系的內和諧原則來看，就很容易理解：自然界中神的位置並不重要，但它和有倫理觀念的人同構。
墨家反對儒家這種看問題的方式。它主張從整個社會出發來考察每一個人的行爲的合理。這就導出墨家獨特的價值觀。即“愛無差等”，以“交相利”的功利主義爲標准的“兼愛”倫理觀。墨家的社會觀也貫穿著這點。墨家的尚賢、尚同的社會觀認爲，要讓“兼相愛、交相利”的賢者去管理社會，人們的社會位置不分尊卑貴賤，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墨家的這種社會觀和組織原則，與強調等級尊卑有序的儒家根本不同。它簡直不象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有相當強烈的平等、民主
彩。
儒、墨兩家都主張“有爲”，都不能清靜，但社會組織、倫理行爲觀念卻有這麼大的差別，所以這兩家的爭論以針鋒相對的姿態出現。儒家大罵墨家的“兼愛”：“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把“能言距楊墨者”，視爲“聖人之徒”。墨家也毫不妥協，進攻矛頭直指儒家思想的要害——，罵“”是釀致天下大亂的禍端：“則別，愛私則險，民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民亂”。
儒墨兩家的認識論也是極不相同的。儒家把人的自然感情作爲合理的出發點，這種視凡俗爲神聖的思想方法必然導出以某一種規範化的人與人的關系和感情作爲鑒別真理的標准。孔子說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爲君之道”和“爲臣之道”，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就是名與實的關系問題。孔子從“禮”的要求出發，主張用理想的“名”去糾正現實生活中發生偏差的“實”，即“正名”。首先要確定“名”，然後才能規定人們相應的行爲。因此，“名”在前，“實”在後。這就是儒家唯心主義的認識論。但另一方面，儒家認識論中又有講求現實，重視經驗的一面。所以，從曆史上來看，儒家的認識論在不同的人那裏表現不同，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搖擺著。
墨家價值觀是功利主義的，這使得它的認識論必然是趨向經驗論。墨子提出了“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爲百姓耳目之實”，“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家百姓人民之利”，作爲判別是非真理的標准。特別是後期墨家，能夠提出較完備的科學實驗和邏輯思想，也是和墨家的價值觀有關的。儒、墨、道三家內和諸方式上的異同，決不限于如上所說的。這些粗略的分析，這裏主要想表明內和諧對某一思想系的重要。認清了這一點，有助于說明在相同的社會條件下；爲什麼會出現各種意識形態結構及它們的興衰，爲什麼它們會順著不同的方向發展。
8．4一化對意識形態的要求
從意識形態的外適應與內和諧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一化對意識形態結構的要求了。一化要由統一信仰的知識分子組成家官僚機構，用統一的家學說治。那麼，這種意識形態結構起碼應該是有爲的、入世的，並且要有完善的家學說。家學說要具有現實，其行爲價值觀必須是一種入世的現實主義態度。如果意識形態結構的價值觀不是入世的、有爲的，那麼它的家學說也就不可能發展和完善，也就不能用來實現一化。佛教、基督教都抹煞人的意志，采取忍受贖罪的消極人生態度。它們或無家學說，或家學說不夠完善，不能用來實現一化。道家學說，單獨作爲一個思想系也不能用來實現一化。
在第二章中，我們談到基督教的家學說的含混，它不可能成爲實現一化的意識形態。那麼，基督教的家學說爲什麼會含混不情呢？現在我們可以從一個理論系的外適應和內和諧的角度。更深一步地認識這個問題。基督教的社會觀、倫理行爲結構和世界觀方法論三者的內和諧，是靠假定上帝存在來實現的。人的行爲和倫理的最高目標，在于靈魂的得救，而不象儒學那樣注重現世。宗教改革運動前，其信徒對天的向往成爲一切行動的基礎。基督教也講愛人，但它把愛人置于“原罪”的基礎之上。基督教把現世看作贖罪。顯然，它不可能産生現實主義的統一的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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