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科學的社會功能第十五章 科學和社會改造上一小節]而且不可避免地也要影響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科學家接受現狀。科學家在工作之余一般無殊于別人。不論他的社會出身如何,他的工作總是會使他置身于中産階級的自由職業者中間。他大上總是傾向于遵奉中産階級的態度和觀點。在科學發展早期,情況就不是這樣。那時科學家寥寥無幾,在人們意想中,他總是思想古怪,行爲乖僻。科學的大規模發展使許多人進入了科學界。他們關心的主要是要盡量顯得象一個商界人士或者紳士。這一點尤其適用于出身工人家庭的科學家。他們在目前教育製度下曾經進行過艱苦的奮鬥,因而不能象擁有家財的科學家們那樣顯得同自己的同事和經常同自己來往的人有所不同。在這裏並不存在有意識的壓力,只是存在著一種普遍遵奉公認標准的氣氛。
“我認爲科學工作者協會的典型會員是一個十分平常的個人。他在某大企業中工作,並探索把鎳加進公共汽車彈簧鋼中的最好百分比或者從白喉患者的喉頭摘取不受沾染的細菌培養物的較好辦法之類點滴真理。他擁有花了不少錢,費了不少心血才得到的科學學位。他的妻子兒女住在巴爾漢姆。他每周薪金爲五鎊,但在接到解雇通知一個月後即告終止。他看到同一單位中的一些其他的人,除一張利嘴和一身整潔的服之外什麼資格也沒有,可是他們作爲推銷員拿到的薪金比自己多一倍。
他不得發表自己研究的成果,不過如果他果真的碰巧發現一個的確有價值的真理,十之八九,他的部門領導人要設法取得這一發現的全部榮譽——以及隨之而來的金錢。
這個人是應該加入科學工作者協會的“千千萬萬人”的一個典型。我和他們不少人有私交。他們在生活中的主要目的無殊于你和我。他們希望多賺一點錢,以便舒舒服服地過活,希望稍有積蓄以防年老和生病時有不時之需,希望有一點余暇和金錢以便通過旅行和探求非商業知識以增長見聞,希望教育子女,至少使他們具有不下于自己的知識,可以接自己的班。他們特別希望消除經常存在的那種恐懼:接到通知一個月後離職並隨之失業一年。
這些人所以從事科學工作,是因爲他們喜歡科學工作。他們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樂趣,但是他們所以從事某一個職業、幹著別人叫他們幹的而不是自己願意幹的事、遵照指定的途徑前進,而不能轉到他們認爲他們有可能作出重大發現的支路上去,盡管他們如果這樣做就有可能進入皇家學會——他們所以從事這樣一個職業的原因是:這是他們的生計所在。
他們不願意參預務會議。他們所以要傳播科學真理,是因爲他們看到這樣做的人取得了這種或那種的利益。他們所以要灌輸崇敬科學的思想,是因爲這會增加自己的
面並使自己獲得較好職業。”《“倫敦會員”來信》,見《科學工作者》第9卷第5號,1937年,1月。
科學癖好
促使人們決定從事科學工作的許多特殊格實際上助長了這種唯唯諾諾的態度。科學家仍然是一個肯定心理不正常的人,雖然不象過去那麼經常如此,也不象過去那麼顯著。他爲好奇心所驅使而力圖去滿足這種好奇心。爲了能做到這一點,他願意適應任何一種生活,只要這種生活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對他關心的主要事業幹擾極少。舍此之外,科學本身是一項極其令人滿意的職業;從事科學工作能使人不去注意外界事物,因而也可以爲感到世事痛苦的人們提供安慰和逃避的手段,所以只要科學本身不受威脅,大部分科學家可能都是最恭順的公民。如果資本主義製度能做到沒有戰爭和法西斯主義,它就可以萬無一失地指望繼續得到一般科學家,甚至許多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的支持。
科學和宗教
科學和宗教之間的關系的變遷是近代科學家遵奉時尚的傾向的一個很好的例子。自從科學和宗教的鬥爭成爲知識界鬥爭的焦點以來,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科學家過去實際上等于是無神論者、或者至少也是不可知論者。
現在雙方都向我們保證說:宗教和科學之間的鬥爭已經由于發現兩者之間並無矛盾而獲得解決,同時著名科學家們在支持關于宇宙和人類生命的神秘觀點方面也不甘心落後于主教們。前後情況所以不同絲毫不是由于先前論戰中的論點已經被否定了,而是由于宗教在十九世紀中葉的確企圖幹涉日益發展的生物學和地質學。科學家不希望被人認爲是不信教的可是他們在當時卻面臨著一個爲難的抉擇:要末自己就得表現出是信教的,要末就得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明白含義。只要人們不再正式要求他們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後來的科學家是極其願意回到宗教那裏去的,因而就是回到遵奉時尚的作風上去。俄革命發生以後,這個變化尤其明顯,因爲那時宗教作爲反革命力量的重要
又得到了充分的賞識。在早些階段、在十八世紀末,也産生過類似的情況。那時科學和伏爾泰式的自然神論密切地、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但是一當法
革命表明自然神論對現有秩序具有確定的危險
,科學也一度同樣受到禁止。一直到十九世紀早期人們發現有可能把安分守己的科學同皈依教會和
王的態度結合起來的時候,才取消了禁令。
狹隘的眼界
科學和宗教的關系極其明確地說明,社會環境對科學家自己的工作的直接學術成果的影響是多麼有力。社會環境中充滿了激動的情緒,而科學卻是小心翼翼地清除了感情因素的。社會環境一直是無所不包的,而科學則是高度專業化的。這些優點又由于十九世紀産生純科學觀念而得到增強。由于科學教育和科學傳統堅決要求通過專業化培養技術能力並且否認科學與社會之間存在任何有機聯系因此,在科學家看來,科學本身似乎就只是一種狹隘的教條,不能滿足他作爲人的一般需要。爲此他就求助于一切與科學無關的當代各種有影響的事物:宗教、神秘主義、唯心主義的哲學或美學。其中沒有一種能很容易地同他們的科學調和起來。于是,他們就養成把頭腦分成若幹互不通氣的區域的習慣。十九世紀偉大科學家的生平是這一態度的極其明確的例證。這種態度和十七世紀把科學擴大到政治、哲學和宗教領域的習慣形成鮮明的對照。伽利略對神學的興趣和普裏斯特利對政治的興趣,同法拉第的桑德曼教式的宗教虔誠或者克魯克斯的唯心論明顯不同。這種態度的影響所及不但拆散了科學和社會運動之間的聯系,而且也對科學産生反作用,使科學內容由于專業化和缺乏哲學的廣度而變得貧乏了。
科學界的老人統治
我們前面指出的影響是對科學家個人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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