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現代化的陷阱導論：轉軌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上一小節]家政府的經濟行爲，在理論上必然是荒謬的，現實中也一定以失敗而告終。
第二種模式被布坎南譬喻爲“擁有獨立利益的巨物”。在這一種模式下，政府的目標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財政收入，以滿足官員的生活和權力需求等。對此布坎南分析，盡管這是政府權力膨脹的一種極端形式，但它至少說明有必要對政府的經濟行爲給予法律上的約束與監督。
第三種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
社會成員都通過選票的形式參與政治決策，而政府的經濟行爲則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製約，于是政府決策的取向往往受製于公共選擇這一決定
的因素。根據“經濟人”這一出發點，布坎南認爲，在這種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種“巨物”也比慈善的專製者更具有現實意義。而現代資本主義
家的政府實際上正
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間。
由布坎南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由上述理論出發，得出如下推論：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糾正市場錯誤，事實上反倒可能使之惡化。這一學說挑戰了勢力強大的兩大學術集團所珍視的理念：一批經濟學家認爲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經濟學”的方就可以實現公衆利益，而一批政治學家則認爲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多元化競爭將爲公衆謀得利益。簡言之，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人類行爲的上述兩個方面重新納入單一的模式，這一模式模擬人們今天的社會行爲，從此將用經濟學分析政府行爲引人一個全新的境界。
布坎南關于政府模式的劃分，爲以後的公共選擇理論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一理論前提之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構造了一整套論述官僚主義的普遍理論，將政治學的經濟分析弓；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獎儀式中客觀地總結了這位傑出經濟學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補了傳統經濟學中的一個空白，因爲傳統的經濟學缺少一種獨立的政治決策理論。”
布坎南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爲經濟學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發展空間。如果說經濟學在他之前高高飄揚著哈耶克、缪爾達爾這兩面在經濟學科的發展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爲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的偉大旗幟，那麼在他身後，新一代經濟學家在他的公共選擇理之上，開始運用經濟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學、社會學、曆史學等領域作出了意義遠大的深層掘進。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布坎南的理論追隨者中，有不少已成爲日益顯赫的“製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路徑依賴”學說，更是用曆史學的眼光穿透了社會主義家轉型期陣痛的根源所在。我近幾年來內于在改革中遇到諸多難題，經濟學界中的年青一代已開始將眼光投向崛起才二十多年的製度經濟學，殷切期望將這一學派的理論精髓用之于中的改革實踐。
對于中來說，公共選擇理論對我們最大的啓發就是今後如何優化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製度環境。因爲正如布坎南指出，“製度環境是一種把市場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沖突、關系極爲複雜的網絡中環境”，中如果要修藍分配結果，就應該將焦點對准産生這些結果的原固。考慮到在政府部門中擔任公職者也是“經濟人”這一前提，就必須對通過市場前分配權力來創造經濟價值這一權力尋租行爲加以強有力的限製。
研究轉軌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其目的就在于爲市場製度型構一個行之有效的法律構架。
克服社會轉軌期的動蕩，是我政府必須面對的巨大挑戰。根據現代化理論，後發展家的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改造居于優先地位，政治現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發展後才能
到渠成。美著名政治學者塞纓爾·p·亨廷頓對世界各現代化曆史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世界上第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家英，經曆了從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時間；美經曆過從1776年到1865年共89年時間。歐洲其它13個從拿破侖時代起進入現代化的家也經曆了73年時間。但從20世紀觎年代起，在形式上進入現代化的第三世界家有21個，曆時卻平均只有29年。一些社會學家曾進行統計，在19世紀進入現代化的家，其社會年變化率的主要指標只有0．0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進入現代化的家，其社會年變化率的主要指標卻高達1％。與發達家相比，這些後發展家經濟的發展，利益的沖突，階層的分化，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衆參與改革的期望，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遠遠超過了這些家政治製的承受力，導致社會發生嚴重紊亂。如果將中的現代化進程與世界其它家進行比照，大家可能會對中社會轉型期的種種問題得出比較客觀的看法。
對研究者來說，這些年來不管是從事經濟學研究，還是從事社會學研究，都會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只從某單一學科的角度出發來研究中問題，最後都有力不從心之感。以經濟學爲例，這些年來，不少經濟學者避開轉型期中那些帶有根本意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采用經濟學的技術方法來研究當代中社會經濟問題，如研究勞動力的增加、效率的提高。比較生産率的差距、收入彈上的差距、資産收入、雇傭者報酬、政府消費支出、民間消費支出、民總資本形成、技術社會知識的積累、現代經濟增長的影響等等，看起來論證似乎都挺嚴密，但最後大多數經濟學者都會發現自己的研究無異于隔靴搔癢。那些用非常漂亮的學術語言與非常完美的公式做成的學術論文，最後都落人了一種時人譏評的境地：既不是對中經濟發展走勢”的科學預測，更不是對已發生的事情的客觀總結。這種情況足以讓研究者反思經濟學的本質：經濟學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學，歸屬于社會而非技術的範疇。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更是不能回避的根本問題：研究視野尤須擴展到經濟學之外。因爲“想要影響實際政策選擇的經濟學家最終必須是讓普通人而不是讓經濟學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岡納·缪爾達爾語）。和別的學科最大的不同之在于，經濟學家建立榮譽金字塔的底座是公衆的信服。避開一些對改革有至關重要影響的問題，如權力這只嚴重變質的手在資源分配中的作用問題，就沒有辦法對中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有切中要害的認識。
這些年來，思想界人士對中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一是采取一些邊緣探討的方式，如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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