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現代化的陷阱導論：轉軌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上一小節]現在每年用于2000余萬企業富余人員的支出約需2000億元人民幣。由于其它所有製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汰冗員的問題現在已成爲
有企業繼續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礙，許多人都將社會保險
製的建立視作這一問題的突破口，但其實深究下來，就會發現這一希望之脆弱：“現炒現賣”的社會保險製究竟能否在全範圍內爲有企業解除負擔，實在讓人不敢樂觀。
第四項重要遺産，即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則被破壞得相當徹底。由于嚴重變質的權力之手介入資源分配；在短短10多年的改革過程中，中已走完從平均主義到貧官差距過大這一段漫長的路。
理平等和效率的關系，並不像當初一些人設想的那樣：如果總平均收入
平能相應有所提高，則收入檔次拉開不會造成社會問題。這種設想過于簡單，因爲它忽視了一個問題：在權力市場化作用下由資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後果的嚴重
遠遠超出了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這種貧富差距造成的影響已不僅僅只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上述問題引起了社會的不良反應，累積成今日無法避開的社會矛盾。因爲一個人靠勤勞致富，另一個人靠投機、貪汙受賄發財，就其金錢來源進行道德評判當然是兩回事，但在市場經濟的世界裏，這兩者是一樣的，金錢並不因爲它的不同來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這在經濟學裏有個專門的說法，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而“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結果是：只要劣幣與良幣等值，只要現存製不能使手持劣幣者受到懲罰，人們便不會奉公守法，而是會仿效那些投機取巧以及貪汙受賄者。我今後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改變利益主的行爲方式，這種改變既要依靠製度，也還要依靠人們的社會良知。
此外還有一些很突出的社會問題，如怎樣才能釋放民經濟中不利于就業的因素，有關就業與犯罪的關系向題等等，可以說政府今後若幹年內製定的各項經濟政策都必須考慮就業含義，否則任何“嚴打”活動都難以奏效。在1996年7月舉行的第四次全環境保護會議上，總書記江澤民已強調經濟發展必須與人口環境資源統籌考慮，但無論是人口問題還是環境問題，都不是單純的通過中央政府行爲就可以取得成效的。
改革之初，一項小小的放權讓利都會獲得成倍效益，而現在人們卻面對著改革邊際效益日益收縮的現實。更兼自發私有化造成的問題日益尖銳，而政府對這一事實采取的享後政治約束顯得缺乏力度。這種情況讓公衆對改革的期望值在某種程度上落空，直接影響到公衆對改革的基本態度。所以對中政府來說，現在最大的問題倒還不是每一改革措施出臺之前的政治約束，而是事後的不良反應。中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種偶像的時候，又用另一種偶像來誤導社會。我的現狀表明，就在我們抛棄“計劃偶像”的時候，又引進了“市場偶像”，但由于中的曆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樣，“市場失靈”的現象相當嚴重。所以對中來說，現在面臨的問題一是如何正確認識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二是找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這裏必須再次強調，建立中轉軌時期僞政治經濟學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點：中目前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而這種“過渡”恰恰是在對掌握有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權者缺乏有效的監督機製的情況下進行的。
離這一點來談中的經濟問題，將使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變成一種“屠龍術”。
對于從事當前情研究的分析家來說，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大概要算是區分“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個既有關系又有區別的兩大“科學”之間那種微妙和難以把握的差別。其實要弄清這兩大科學的差別，只要仔細讀讀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選擇論》、《自由、市場和家》就可明白二者的區別到底何在。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當中，始終存在兩種分歧極大的觀點：一種觀點深信政府可以糾正市場缺陷，這一觀點目前在發達家中，已因家債矢失控，各種政府調節手段最終使經濟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另一批經濟學家則始終對政府糾正市場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懷疑。美經濟學蒙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幾位開拓者，以他們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革新了經濟學分析政府行爲的工具。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奠定在一個十分簡單但卻很有爭議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擔任政府公職的是有理的自私的人，其行爲可通過分析這些公職擔任者在其任期內面臨的各種誘因而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爲“預測科學的經濟學和旨在設計合適的法律和憲法限製而塑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經濟學科學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無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財富者，市場的法律構架——法律和憲法才能設計出來”。針對此，布坎南指出經濟學的“經濟人”與政治學的家理論的困境；經濟學以“經濟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爲唯一的工具，而作爲政治學的家理論則以家代表社會利益作爲分析的出發點。這兩個學科的分離，使對經濟行爲的分析和對政府行爲的分析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系。布坎南指出，家不是神的造物，它並沒有無所不知和正確無誤的天賦。因爲家仍是一種人類的組織，在這裏做決定的人和其他人沒有什麼差別，既不更好，也不更壞，這些人一樣會犯錯誤。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話基礎之上的家政治理論一遇上“經濟人”這一現實問題便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爲此，布坎南指出“我們必須從一方面是利己主義和狹隘個人利益所驅使的經濟人，另一方面是超凡人聖的家這一邏輯虛構中擺出來，將調查市場經濟的缺陷與過失的方法應用于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這樣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當人們——亦即“經濟人”面臨誘惑必須在若幹取舍面前進行選擇時，他們將更願意選擇那種能爲自己帶來較多好的方法。布坎南正是從這裏開始了對政府行爲的分析。
在這一基礎上，布坎南將政府的模式歸納爲3種完全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模式被稱之爲慈善的專製者。這種政府以社會利益爲自己利益，並且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爲自己的政策目標，同時它又可以保持一種絕對的權威，不受任何約束。布坎南認爲，這種模式只存在于規範經濟理論之中；由于它排除了政治因素如公共選擇的作用，所以用來分析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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