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現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據向銀行融通資金時，銀行扣取自貼現日至到期日之間的利息率。當商業銀行用此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貼現時稱爲再貼現。再貼現所用的利率或再貼現率由中央銀行統一公布。再貼現率的高低可以調劑社會上流通的貨幣量，而且銀行執行的各種長短期借貸款的利率都要參考貼現率，因此，貼現率成爲計算通行利率的一般標准。
經濟學家將貼現率用來衡量未來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現值的一個橋梁。貼現率越高，則同樣一元錢發生在將來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貨幣價值就越小；在經濟學中貼現率是一個中
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場上對貨幣的供需形勢及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決定的，並無所謂好壞。
但是社會學家卻從貼現率中發掘出更多的意義。貼現率越高，說明將來發生的經濟損益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損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將適用于經濟活動的貼現率的概念推廣到一般社會活動，可以得出非常有意義的社會貼現率概念，它表明人們對將來發生的各種事情有多重視。一個高的社會貼現率，意味著人們對未來的責任感減弱，說明人們只追求眼前利益。變得鼠目寸光。商業上的毀約，政治上的失信，對設備保養掉以輕心，對環境破壞無動于衷，對下一代人不負責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會貼現率高所表現的心態。所以社會貼現率上升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人與人的聯系減弱，機會主義的泛濫。
社會貼現率既然如此重要，我們有辦法測定它嗎？經濟貼現率是可以觀察的，然而社會貼現率卻無從觀察，而它又確實存在。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雖然未能提出一個客觀的測定辦法，卻了解了社會貼現率依賴于哪些因素而變動。
首先它依賴于經濟貼現率，這是不言自明的。我們知道，高通脹導致高貼現率，從而會導致高的社會貼現率。經濟學家常將通貨膨脹僅看成是貨幣現象，而不重視它的社會後果。高通脹是對未來預期不確定的原因之一，它造成人們恍恍惚惚，暴躁不安。即使人生活在富有詩意的田園景
之中，一想到籠罩著一切的高通脹，就會感到擔憂。其次，社會的安定，特別是政治安定對社會貼現率有重大影響。極而言之，在一個戰爭環境中，人們生死未蔔，與
于安定環境的人相比，肯定會有更高的社會貼現率。同樣的理由，人的平均剩余壽命會影響社會貼現率，平均剩余壽命越高，社會貼現率越低。與此相聯系的是社會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職業保障程度，都會對社會貼現率産生影響。甚至人民的平均教育
平，人與人互相信賴的程度，社會的道德風尚都會反映到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從而影響社會貼現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評價中應該注意到政策對社會貼現率的正負影響，有的政策雖能獲益于一時，卻會損害社會貼現率。這種政策是否值得肯定就應慎重對待。可惜至今我們未能提出一套定量的分析方法對社會貼現率作客觀的評價。
1996年1月6日
際信函引起的思考由我負責籌資，在山西臨縣貧困山區設立的一個村民互助基金，由于《八小時以外》雜志的報道(見1995年第5期)，爲許多讀者直接間接所了解，其反應出乎意料的熱烈。有寫信去了解情況的，有表示慰問和支持的，也有捐錢捐物的。人都說，市場化以後，人人向錢看，良心都變黑了。但從這件事看，天下充滿著熱情的助人爲樂的好心人。我相信，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正常的世界，而且將來陽光會更燦爛，空氣會更清新。
在許多來信支持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令我聯想到扶貧以外的事。新加坡一位名叫華運海的華僑寫信給臨縣龍頭村小學負責管理基金的雒玉鳌老師，表示願意出資襄助，並要了解基金的管理辦法及彙款到內來的方式。雒老師很負責地作了回答，寫了回信寄去，當地山村的郵政所從來沒有辦理過際郵件，不知道如何理，只從郵資表上查出該貼6．7元郵票。灘老師如數貼上了郵票，可是被太原市郵政局郵件際科退了回來，並將6．7元郵票蓋章注銷。理由是沒有使用際標准信封。試想一下，一個偏僻山村，連郵政所的人都不知道際標准信封爲何物，怎能用這樣的規定來要求寄信人呢？按太原市郵政系統的要求，只有一個辦法能解決問題，那就是讓雒老師請上兩天假，花上上百元旅費到太原去買一個際標准信封寄走。這樣可以滿足郵政系統使用標准信封的要求，可以讓郵局使用郵件自動分揀機。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斷，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代價太高了！郵局節省的只是用機械分揀代替人工分揀，大概只值幾分錢（一個分揀工每天可分揀兩萬封信，一天的工資才幾十元），而寄信人爲此付出的代價是一兩百元錢。
雒老師沒有想得那麼多，只是心痛那6．7元的郵票。什麼事都沒辦成，6．7元郵票倒是被蓋章注銷了。他沒辦法只好把信寄到我，由我替他把信寄走。
寫信要用標准信封，信封上要寫收件人的郵政編碼，這個規定已經有18年的曆史，1995年開始“強製”執行。可是至今推行並不順利，各方反應很強。郵政系統的調查說，雖然己有96％的信函寫了郵政編碼，但由于信封紙質太差，郵碼紅框不合規格，書寫的字
過于潦草，仍有約20％的信要經人工分揀。一套新設備據說要上億元的投資，可是它還遠不夠聰明，只能理80％的信件，強製推行“標准化”發生了雒老師那裏給寄信人帶來巨大不便的事，而郵局得到的利益又甚爲有限，這種措施是否明智，值得我們認真重新想一想。
我並不否認，寫郵碼用標准信封有利于加速分揀，但使用機器分揀是否有利于節約成本則大成問題，一臺分揀機只能代替20個分揀工。而光是投資應付的利息可能是人工費的若幹倍。爲什麼這一可以提高郵政效率的規定不斷受到各方的責難呢？原因很簡單，此項規定是只考慮郵政系統的效率，還是考慮了全社會的綜合效率？換句話說，是否也考慮了寄信人也有他的效率要求。
一般而言，用標准信封和普通信封對寄信人的負擔幾乎是相同的。在信封上多寫上6個郵政編碼僅舉手之勞。所以要求寄信人予以配合是完全有道理的。但這是指一般情況，在特殊情況下，這兩項規定也可能給寄信人造成巨大不便。前面提到的雒老師的遭遇就是一個例子。也會發生這樣的事，寄信人只知道收信人的地址卻不知道他的郵碼。如果郵局有權拒收未寫編碼的信，寄信人勢必跑到郵政局……
誰妨礙了我們致富第三編 經濟製度和社會結構(六)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