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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興衰探源》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發達國家

第3小節
經濟類作品

  [續國家興衰探源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發達國家上一小節]看待時,似乎可以看出在政府的規模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著相反的聯系。這種更加普遍化的分析方法比前面那些膚淺臆測的解釋更爲高明,因此,按此理論進行統計的檢驗當然應受到歡迎。但迄今爲止所發現的上述關系似乎十分微弱,最多只能表明較龐大的政府和低增長率之間具有某種含糊和不確定的聯系,其中只有日本是具有這一特點的最好例子,它既有高增長率又有西方主要發達guo家內最小的一個政府。本書的推論9中也預言了政府的相對作用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具有不太明顯的相反關系。

  

(六)

  衆所周知的一種對英guo增長緩慢的主觀解釋是歸因于階級意識,據說它會減少社會的流動xing,養成了排他xing和正統觀念,從而阻礙了競爭和革新,並用中世紀的偏見來反對經商活動。由于英guo大約有一百年的時間曾經是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guo家,因此我們認爲英guo後來增長緩慢不能歸因于任何英guoxing格所固有的特征。事實上可以證明,英guo在工業革命時期並未有過現在那樣明顯的階級差異。研究英guo工業革命的經濟史學家公認:當時英guo與歐洲大陸可比較的地區相比,社會的流動xing特別強,階級意識相對薄弱,社會各個階級都關心商業、生産和經濟利益,而當時英guo的鄰邦卻都卑視這類職業。

  “當時的英guo社會可能比歐洲任何其他地區都更爲開放。不僅收入分配得比海峽對岸更爲均勻,而且阻礙流動的關卡較少,對身份地位的限製也更爲放松……

  “看來似乎很清楚,18世紀英guo的商業與歐洲其他guo家的相比,顯得異常有朝氣和活力,對改革十分開放……沒有哪一個政府能比英guo更大地滿足商人階級的慾望……沒有哪一個地方的企業家的決定比英guo更少受到權威和習慣勢力的無理約束……有才能的人都紛紛從事商業、實業和發明創造

  “這是一個對財富和商業著了魔的民族,包括集ti和個人都是如此……對商業的興趣促進了不同地位和階層人們之間的交往,這種情況在歐洲其他地方是無與倫比的。

  “在商業之內企業家的流動就更加自由了,資源分配比其他guo家更爲靈活。在英吉利海峽對岸,傳統的職業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排他xing仍然占統治地位……而英guo的補鞋匠不會死抱著鞋楦頭,商人也不只盯著自己的一宗買賣……

  “除了英guo之外,歐洲的商業仍然是一種階級活動,只能由習俗或法律限定的小集團內補充新人。在法guo,商業在傳統上被排除在貴族地位之外”。

  毫不奇怪,拿破侖曾經嘲笑英guo是一個“小店主”的guo家,甚至亞當·斯密在抨擊英guo的重商主義政策時也認爲使用這一名詞是中肯的。

  普遍的觀察表明,歐洲大陸目前的階級結構在某些方面已變得比英guo更爲靈活;這就是暗示我們應該探尋歐洲大陸如何比英guo更快地消除階級壁壘的過程,或者反過來探尋在英guo如何形成或築起比歐洲大陸更多新的階級壁壘的過程,或兩者兼而有之。

  

(七)

  使歐洲大陸中世紀社會結構只留下一絲遺迹的原因之一在于這種結構與當今發達世界習以爲常的技術和觀念已完全不相適應。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革命和占領、拿破侖主義和極權主義把歐洲社會最封建的結構及其所産生的很多文化觀念都徹底地摧毀了。那些發了財和掌了權的新家族和商號往往不能成功地保住自己的家業和權力;新的不穩定因素破壞了新組織和行會的發展,從而他們失去了保護而受到更新一代家族和商號的排斥。可以肯定,中世紀的殘余和19世紀的大量財富仍然留在歐洲;但正如在鄉間逐漸被毀壞的城堡一樣,它們沒給普通居民的工作和發展機會帶來很大的障礙。

  中世紀的英guo製度,甚至更近代的龐大家庭型工業和商業也同樣不容于20世紀,從而其中一部分已經崩潰。但是,假如英guo發生過像法guo大革命之類的社會變革,或者什麼獨裁者掌權把公立學校全部破壞,或者遭受外guo占領或變成極權主義的犧牲品以致所有的獨立組織都被摧毀,那麼陳舊的傳統會不會被碾得更加粉碎?上議院的顯赫,教堂的權威以及對古老的牛津和劍橋大學的神往無疑經常被誇大了。但他們畢竟是英guo工業革命前社會傳統的象征,或更准確地說是舊遺産的保留地。在距工業革命一兩代人之前,英guo社會極度混亂(這可能使英guo社會對新一代的天才和企業開放起了作用),但從那時起英guo一直沒有從製度上遭到什麼破壞,或者其上層被暴力所取代,或者某些社會階級被大批屠殺;而這些情況在歐洲大陸的其他guo家中都是經曆過的。由免受入侵而産生的社會穩定也使得英guo工業革命或19世紀中興起的家族和商號更容易組織起來保護自身的利益。

  本書在此chu的論點很可能被誤解。一部分是由于階級本是一個不精確、帶有感情se彩和容易引起誤解的集合名詞,它在經過幾代人意識形態上的爭論而不幸被具ti化爲今日的概念了。當然,像中産階級或工人階級是沒有明確界限並包含廣大而分散集團的統稱,它們之中包括了情況和職業相當不同的許多集團。若按收入和地位來說,其中一部分人區別很大,另一部分人則區別又很小,即使像英guo中産階級這樣被仔細劃分出來的集團有可能精確地加以定義,如果因此就可設想如此龐大的一個集團能夠自願地通過合謀去排斥其他成員或爭取共同利益,那就可能要犯邏輯上的錯誤了。本書的理論確曾指出自18世紀初以來英guo社會生活的特別穩定必定會影響它的社會結構、社會的流動xing及文化觀念,但並不意味著這一切是通過階級的合謀或由于任何大的階級或集團的聯合行動造成的。這一過程是極端微妙的,應當在更精細的層次上加以研究。

  如果我們還記得前面所述的采取一致行動總是需要某種選擇xing的刺激,社會壓力往往能夠成爲一種有效的選擇xing刺激,以及收入和價值觀念相似的人們有更大可能在獲取多少以及何種共同利益上達成一致意見,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一種新觀點來分析上述過程。除非某一集團內享受集ti福利的成員具有密切的社會聯系,或至少其中的子集團成員如此,否則這種社會選擇xing刺激就不會收效。如果這一集團確實具有它自己的社會生活的話,則其中成員對同事們的友誼和相互尊重就特別看重,而且害怕別人蔑視,甚至受到排斥,憑借這種願望就可以以最小的代價來向一致行動提供強大刺激。那些成功地創立了特殊利益集團的組織家,以及維持這些集團日常活動的經理們,必須把工作重點放在已有密切社會聯系的集團或可能朝此種方向引導的集團上。這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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