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國家興衰探源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發達國家上一小節]變的特點來解釋其近代發展緩慢的原因；因爲這種分析是與英
過去在經濟增長上長期
于領先地位相矛盾的。任何對英相對增長緩慢的正確解釋都必須考慮到逐漸發生的“英病”。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內，英的經濟相對增長率開始落後，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問題變得更爲明顯。多數對英近代發展相對緩慢的解釋都並沒提出與英近來顯然不同增長率的曆史經驗相聯系的時間模式，但本書所提出的理論卻能反映這種情況，即強調特殊利益集團的逐漸形成和聚集（推論2）。
毋庸置疑，極權主義、動蕩和戰爭使德、日本和法的特殊利益集團銳減，而穩定與和平卻使英的這類集團持續發展。作者的同事彼得·默雷爾（peter murrell）系統地記錄了這些團
成立的日期並在《各經濟團一覽》內刊登。雖然這肯定不是一份完整的資料，而且在其他方面可能也有缺點，但它是在1973年出版的，因而這就不可能是在故意贊揚作者此的論點。默雷爾從這些資料中發現：1971年在英存在的各種團中有51％在1939年以前就已成立，在法此數爲37％，西德爲24％，日本爲19％。當然，在1949年以後英所成立人數較少的利益集團占29％，對比之下法有45％，德和日本有52％。英各種組織擁有的人數顯然要比法、德或日本的多得多；在這一範疇內相比只有美的人數才大大超過了英。當然，我們需要有一種對各組織力量及其會員人數進行權重的指數才能相互比較，但作者並未見過這種資料。
默雷爾爲驗證這一假說做出了一套巧妙的試驗，可以校核英因特殊利益集團而使其經濟增長率比西德的增長率減少了多少。默雷爾推論說：如果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與英的經濟增長緩慢有因果關系的話，那麼在與西德對手相比較時，就應當發現英的古老工業由于已有特殊利益集團而于十分不利的劣勢，而新興的工業則由于還來不及組織特殊利益集團，兩的經濟效率相當。這樣默雷爾進一步提出，英新工業與舊工業的增長率之比應該大于西德相應的同樣兩類工業增長率之比。但爲此要給出明確定義和進行計量都是非常困難的，因此不得不使用不同的定義和標准。將這些結果綜合起來，就能清楚的看出：它們是與這一假定相吻合的，即英新興工業的增長率與舊的小工業的增長率之比要比德新興的工業增長率與它的舊工業的增長率之比更高。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結果幾乎可以肯定不是由于它們是統計上有效這一偶然
而産生的。此外，默雷爾還發現：在重工業方面，工業的集中程度和工會的控製通常比輕工業中更大，這方面的結論是最有說服力的，並且與以上論斷相符合。
在很多其他的解釋中，大部分屬于膚淺臆測質。某些經濟學家把戰敗的經濟恢複速度歸因于人的資源優勢，並認爲它比毀滅的物質資源更重要；但這並不是一個充分的理由，因爲在戰爭期間這些家大量的青年和訓練有素的成人慘遭殺害，同時戰爭使教育事業和工作經驗中斷了許多年。然而，生産技術知識並沒有被戰爭所毀滅，由于戰敗人民的收入
平低于戰前，同時這些家又需要重建被毀壞的建築物或設備，因此它們的發展速度自然會超過平均增長率。但這並不能說明爲什麼在他們的收入已經達到了戰前平後，甚至在人均年收入超過英之後，這些家的經濟增長仍然比其他家快。
另一個常見的膚淺解釋就是英人，或者說其中的工人階級，不像其他家的工人那樣賣勁地幹活。其他一些人通常把德和日本的快速發展歸因于它們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勤奮格。就字面上說，這類解釋也無疑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經濟增長率也就是民收入的增長率，雖然這在邏輯上可以歸因于一個民族的勤奮“增長率”，但按上述論點的原意卻無法說明：爲什麼某種程度的勤奮就必然會相應于某種收入的高平呢？不容否認，當考慮到具有創造力的人們勤奮時，或考慮到努力程度和儲蓄量之間的可能關系時，勤奮與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聯系。但即使把工作積極的差別也作爲一種解釋時，還應當問爲什麼在經濟增長更快的家中人們反而更努力工作，而在增長緩慢的家中人們卻願意懶惰？由于在爭取更快增長率的競爭中很多家的相對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那麼爲什麼在某一時期某個家的人卻勤奮起來的原因也需要加以解釋。如果勤奮程度可以作爲一種解釋的話，爲什麼英在工業革命時曾經那麼勤奮而後來就變懶了？同理，德人在19世紀上半葉于相對貧困狀態時，他們必定是懶惰的，而當佩裏海軍上將初到日本時，那些赤貧的日本人也是懶洋洋的嗎？
一種看來有理的可能解釋就是勤奮也是隨著不同的家內人們所習以爲常的工作動力而變化的。這種動機，無論對于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或企業家，都受到了特殊刮益集團降低生産勞動報酬與增加休閑這種有吸引力政策的強烈影響。在調查勞動意願不同的原因時，特別是調查爲何英的怠工現象出現在經濟增長率低于平均值時而不出現在增長率最gāo cháo時，就不可避免地要將此種現象歸因于經濟製的政策，以及本書內對于經濟增長率差異的更本質的解釋。
某些觀察家試圖用所謂的民經濟意識形態以及政府幹預經濟生活的程度來解釋特殊的增長率。特別是“英病”通常被歸因于英政府過多幹預經濟生活。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找到不少在戰後英政府幹預經濟失誤的例子。然而，塞缪爾·布裏坦（samuel brittan）在《法律與經濟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內已令人信服地指出：這種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首先，並無事實表明英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比一般其他西方發達家政府所起的作用更大；按政府開支與民生産總值的比重計算，英位于各中間平，而不是居于前列，正如按稅收和社會保險收入的百分比計算，英與德和法大致于同一平，也是居于中位。可能在某些方面或在某些年代中，英政府異乎尋常地幹涉較多的情況也可能出現過，但這也不會超出布裏坦的第二個論點，即英出現增長相對緩慢的現象可以追溯到大約一百年以前政府的經濟活動還少得可憐的時期（可以附加一句，特別是在大英帝）。
有些經濟學家曾經論證過：當我們把西方發達家當作一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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