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國家興衰探源第六章 不平等、歧視與發展上一小節]規定，每一個會員每次不能擁有一個以上的學徒。但是有一個行會成員向地方官員提出要求，是否可以允許他雇傭一定數量的學徒工以加快工作進度。他得到了批准並雇傭了大量的學徒。這種産出增加並使價格下降的行爲激怒了行會。行會在會員中散布說：“把人咬死不會犯殺頭之罪”，顯然這是根據這樣一種野蠻邏輯，即法官無法判定哪個人咬的哪一口是致命的一口，因此無法找出主犯來
決。于是，這個可憐的行會成員很快就在他的123個同伴的殘忍咬啃下喪生。會員在沒有咬下這個可憐蟲的一塊肉（完成所謂“職業道德”的行爲）之前，不允許離開作坊。盡管後來咬第一口的那個人被查獲並被決了，但由此任何人至少都會預想到，即使皇帝是買主，那些妄想提高産量或降低價格的瘋子也會因此而變得理智一點。
顯然，由于中
是一個長期統一的家，在貿易上實行征收關稅或通行稅，但行會的作用無疑也因此而加強了。另外，中對外貿易一直實行著有效的限製政策（因爲所有進口商品必須通過設在廣州的一個專門行會），直到西方家使用武力同它簽訂條約，才開放了幾個通商口岸，給外人以通商的機會。在那些通商條約簽訂之後，又進行了許多努力，試圖將各種各樣的具有現代西方技術
平的生産方式輸入中，但其中有許多都由于中競爭者的行會所發動的聯合抵製或政府的阻攔而失敗了。行會阻礙和延緩了現代技術在缫絲、采煤、榨油、輪船運輸以及鐵路等方面的應用。中和外商人被阻止投資于新的技術，當時取得最大成功的商人集中在歐洲人管轄下的通商口岸城市裏。
盡管中擁有非常古老而豐富的文化，但它當時尚未能實現工業化。僅在幾十年前，甚至一些最有學識和同情心的觀察家也曾想當然地認爲，中精神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是同現代經濟生活格格不入的。現在看來，這種觀點幾乎是違反常識的。近三十年來，世界增長最快的地方大都是具有中文化或受中文化影響較深的地方。試考察一下香港、南朝鮮、臺灣和新加坡這樣幾個被利特爾（i．m．d．little）稱之爲“四人幫”的社會。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家和地區都有著同樣的不利于分利集團的發展與奉行相對自由貿易政策的近代曆史。在南朝鮮和臺灣還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它們沒有發展獨立的利益集團的自由，新加坡在它聽命于英時，也並未從院外活動集團那裏得到什麼利益，香港則仍然是沿著19世紀英自由貿易軌道發展的一塊殖民地。
西方觀察家通常大大地低估了中日兩種文化之間的差別，不過日本仍然可以被看作受中文化影響較大的地方。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迅速增長在本書內已經作了分析，然而，在1867－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也取得了幾代人時間的罕見增長。日本經濟早期增長的事例也同中所發生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就此而言，它也同這一時期內世界所有其他非西方家和地區經濟增長形成鮮明的對照。
日本經濟增長的許多原因可以將它主要歸結爲日本文化或人民的各種特征。但無論如何，日本過去並沒有總是被看成經濟上的超人。19世紀中期，西方的訪問者常常爲以下事實所震驚：日本人民十分貧困，爲了減少家庭人口甚至不擇手段溺殺嬰兒。盡管按當時的貧窮社會的標准看，日本的識字率相當高，同時在某些方面已經獲得了進步；但是，它在技術和軍事上還是虛弱得可憐，甚至遭到了西方隨隨便便的炮艦活動的羞辱。西方觀察家在過去那段時期對日本的觀點與今天的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當時，曾有人斷言，日本的文化和社會特征從本質上說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
在1854年海軍上將佩裏（perry）的炮艦來到之前，日本大
上是與際經濟隔絕的；外貿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一個港口，而通過這個港口的貿易也嚴格受到限製。幾個世紀以來，在幕府將軍控製下的各屆中央政府維持著社會的和平與穩定，但是大量決定經濟政策的權力控製在二百多個割據一方的“大名”或封建主手中。征稅權、關稅、法規以及那些擁有自己貨幣的采邑所實行的合法壟斷，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限製了日本的內貿易。
如前所述，本書理論預言，受到保護的市場在享有一個時期的穩定之後將變成卡特爾，至少當市場上企業的數目少到足以使單個企業能夠通過集團行動取得一個較大的收入份額時必定如此。這種預言對于日本的適合程度不亞于其他社會；在日本存在著許多強有力的“押”（za）或行會，幕府和大名經常通過出售其壟斷權來強化它們。各種行會控製了主要市場；雖然在農村範圍也存在著一些獨立的企業，甚至有一些利用“包括”系統盈利的商人，但都無足輕重。當然，日本的行會凍結價格、限製産量，而且基本上用與世界其他地方卡特爾組織相同的方法來控製入會權。
讀者也許會對作者在不同的背景中再三作相同的描述感到厭煩，但是，由于日本經濟的增長的原因被蒙上了凝固的神話
彩，因此，也許最好是把它解釋清楚。明治維新是一次社會的大變動，它不僅廢黜了幕府將軍和有力地剝奪了許多與幕府統治相聯系的特權利益，而且不久也廢除了封建大名的領地；與此相應，對企業和貿易的一切限製也被廢除了。在大約同一時期，明治政府拆除了通往全市場的海關關卡。英和其他西方列強強迫日本簽訂條約，要日本走上與世界各地自由通商的道路。尤其是1866年條約，限定日本的財政關稅不能超出5％，這一條約一直持續到1899年。日本人被迫接受這種條約以及類似協議的各種條款，這是其軍事、技術和經濟虛弱的結果，因此日本人把它看成是一種“恥辱”。
人所共見，日本人的“恥辱”恰好使日本渡過了苦海。貿易迅速擴大，經濟增長明顯加速，尤其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這段時間裏更爲顯著。在進入20世紀之後不久，新興的日本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在此必須再一次強調多種原因的重要
。例如，政府扶植工業的發展，這對于實現軍事的目的是重要的，但同時也有效地促進了教育的發展。無論如何，定量的分析表明，日本在19世紀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源泉是小規模私人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特別是像蠶絲和茶葉這樣一些産品的出口。有趣的是，這一時期大多數重要的日本中間商不是來自于明治前的各行會的各商社；相反，他們像差不齊地來自沒落的低下的武士階層（依據日本傳統的文化訓條，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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