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産出的增長一方面取決于可利用的自然資源，另方面在于人的行爲。本書主要關注的是人的行爲，只有在自然資源影響到人的行爲時才論及自然資源。這就是說，自然資源的貧乏顯然使人均産出的增長受到很大限製，因而各個不同
家財富上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用資源的貧富來解釋。但是，也很明顯，有些家擁有大致相等的資源，可是它們的發展卻有巨大的差異。因此，就有必要探討影響經濟增長的人的行爲的差異。
對人的行爲應從不同的層次進行探討。因爲增長既有近因，也有這些近因的起因。近因主要分三類：首先，是厲行節約，即降低任何一種特定産品的成本，或是設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資源後，提高産量。這類節約的努力表現在許多方面：從試驗到冒風險；從職業
的流動到地理的流動；以及專業化等，這只是一些主要的表現。若是不作出節約的努力，無論是由于缺乏節約的願望，或是由于習俗和製度挫傷節約的努力，那就不會出現經濟增長。其次，是增進知識及其應用。這個過程貫穿于整個人類曆史。近幾個世紀以來産出增長加快顯然與生産上知識的積累和應用的加快有關。第三，增長有賴于人均資本額與其他資源量的增加。這三類近因雖說在概念上可以明確地加以區分，但是卻往往是交錯在一起的。
第二階段的分析是從這些近因的背後加以探討，爲什麼在有些社會這些近因起著巨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會則不；
或是在某些曆史時期，這些近因起著巨大的作用，而在其他曆史時期則起的作用較小。我們要問，什麼樣的環境對促進增長的力量的出現最爲有利？這個階段的探討又可細分如下：
一是我們必須探討哪類製度對增長有利，而哪類製度對努力、革新和投資是有害的。接著我們將進入信念領域並探討哪些原因造成一建立的製度有利于增長、而不是不利于增長？其中部分原因是否可從不同社會對商品和勞務具有不同的評價中得到解答，這種評價又同對非物質上的滿足，尤如對閑暇、安全、平等、良好的情誼和宗教的助人爲樂等的評價有關。必須確定精神與物質價值沖突的程度以及這些製度對其所作出的反應，特別是對正當的生活方式的看法。再進一步探討藏在後面的原因將與自然條件和環境有關。什麼原因造成一個民族的一套信念對增長或多或少比較有利，而不是另一套信念？形成不同的信念和製度是由于種族不同，抑或是由于地理上的差異，或者僅僅是由于偶然的曆史事件？
這些問題都是互相適合與否的問題：即什麼樣的製度或信念或環境適合于經濟增長，可是還存在演變的問題。信念和製度是怎樣轉變的？爲什麼會發生有利于或有害于增長的轉變？增長對轉變又有何影響？增長是否爲累積的，即是說增長一旦開始，信念和製度會不可避免地趨向于進一步促進增長；抑或增長是否爲自我製約的，即是說按辯證的觀點，新的信念和製度的建立會不可避免地抵製增長並使其緩慢下來？人類的態度和製度在以往幾個世紀裏是否存在自我逆轉的趨勢，使得增長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成爲周期的循環？
我們在上述所作的分析按習慣說來，其領域應由社會科學的各個不同部門來加以劃分，可是，此類劃分即使曾經進行過也從未奏效。因此人們或許期望經濟學家研究這些近因，但他們研究的選題極爲有限。他們研究了專業化和資本。他們也強調了流動、發明創造和冒風險的重要。他們還小心翼翼別出心裁地分析了節約願望的邏輯含意。有的經濟學家進而研究製度；19世紀的經濟學家特別經常引證土地所有權、長子繼承權以及合資
份公司的立法。但是，到了20世紀的40、50和60年代，這類研究不再時興了。有人甚至權威地宣稱這類題材不再是經濟學家研究的項目。這個領域的其他各個方面屬于社會學家、曆史學家、信仰論者、律師、生物學家和地理學家的研究範圍，可是，他們只是發表零零碎碎的文章。人們認爲社會學家已把經濟製度的研究留給經濟學家，而經濟學家又將這個課題留給社會學家。正由于普遍的態度是把研究領域留給別人，也許本作者進行通盤考察的大膽嘗試將不致于引起他人的忌妒。同樣，也許這個領域看來不再令人泄氣，假若本書能最低限度地對這個領域的資源和潛力提供一個粗略的概貌的話。
解答是否適合的問題要比演變問題容易得多。原因是是否適合的問題與經濟學和數學的理論相類似，它采取的方法是從簡單的前提中進行推論。因爲依據一兩個簡單的概括就不難看到有些信仰和製度比別的信仰和製度更能促進增長。
有關這類概括包括：假若人們重視額外的産品，他們很可能就會投資，否則就不；又假若他們投資所獲的成果歸己所有，他們很可能就會投資，若是投資的成果成爲公共財産，他們就不會投資；或者說假若他們可以自由而不是無權購買或租賃合作的資源，他們就會投資。經濟學家對他們所研究的、能用數量表達（至少在概念上）的問題，他們一直應用演繹法，因而也就應用數學方法來加以
理。然而信仰和製度與增長適合與否都非數學上的問題，所以近年來我們竭力避開探討這類課題。不過演繹法仍然是可以應用和有成效的。
近年來經濟理論家所從事的最出
的一些工作涉及經濟增長穩定問題。經濟學家以資本主義製度與其習慣爲出發點，他們建立了各種數學模式，這些模式或是搖擺不定、或是從數理輯上邏上升到一個極限、或是最終從增長轉向長期的衰退。取得這些結果是因爲將各種系數和各種參數之間的關系應用于儲蓄的趨向、出生率和投資決策的決定因素等問題。這項工作必然也促進統計調查，從而發現何種關系和系數對近代美和其他先進家的經驗最爲適用。這項工作主要研討的領域是適合問題，而非演變問題。它企圖顯示有哪些關系和趨向以及這些關系和趨向與穩步增長適合的程度；但並未告訴我們爲什麼這些系數是這樣的，或爲什麼這些系數過一段時間會起變化。上述研討的成果對進行短期分析是不可短缺的工具，可用以研討某一集團在一段短時期內的曆史，在這段時期內，基本的製度和態度均被認爲變化不大。但是如果我們要進行趨向變化的長期研討，或是想進行集團或家之間差異的研究，那我們通常就不得不超越當今經濟理論的界限進行考察。
在將演繹法應用于研討製度和增長是否適合的問題時，我們必須避免偏見的危險。一種很自然的傾向就是認爲與我們所熟悉的社會有關連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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