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討論政府應該直接幹預哪些事情，不應該直接幹預哪些事情以前，有必要考察一下政府在行使其一般職能時帶來的有害的或有益的影響。所謂一般職能是指政府在所有社會都行使的那些職能，指大家都贊成政府行使的那些職能。
政府的第一項一般職能，就是保護人身和財産的安全。不用說，政府能否很好地執行這項職能，對社會的經濟利益是有影響的。人身和財産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也就等于說是人們所作出的犧牲或努力與目的的實現之間沒有確定的關系。意味著播種人不一定能得到收獲，生産者不一定能享用自己生産的産品，人們節儉日後不一定能享受。不僅意味著勞動和節儉不是致富之路，而且意味著暴力是致富之路。當人身和財産的不安全達到一定程度時，弱者的財産便會聽憑強者宰割。生産者的自衛力若不及非生産者的掠奪力，生産者就無法保有自己生産的産品。所以，當不安全超過一定限度時，由于生産階級無力抵抗掠奪階級，生産階級的成員就會一個個地投靠掠奪階級的成員，甯願受一人的掠奪，而逃避所有人的掠奪。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在中世紀，私有財産大都變成了封建財産，許多較貧窮的自由民都自願世世代代作統兵貴族的農奴。
不過，在理所當然地重視人身和財産的這種極爲必要的安全時，我們不應忘記。即使就經濟目的來說，也有另外一些同樣必不可少的事情，這些事情常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補救政府保護的不足。正如我們在前面一章 中說的，意大利、佛蘭德和漢薩同盟的各自由城市，經常
于內亂和外息的狀態，人身和財産受到的保護很不充分；然而，在數世紀內，這些自由城市卻迅速繁榮起來，財富迅速增加，許多工業技藝達到了很高
平，極爲成功地進行了多次遙遠而危險的探險和商業航行，擁有足夠的力量與大封建領主抗衡，並且甚至能保護自己不受歐洲各
君主的侵害，能做到所有這一切的原因是：在混亂與暴力中，這些城市的居民仍能相互結合與合作，並享有某種原始的自由，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他們成了勇敢、精力充沛和高尚的民族，使他們熱心于公益事業，具有很強的愛主義精神。這些自由城市和另外一些自由家在沒有法律的時代的繁榮昌盛告訴我們，在一定條件下，由于某種程度的不安全使勤勞努力和實際才能成爲安全的條件，因而這種不安全既有壞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只有當不安全達到極爲嚴重的程度，致使人類無法以自己的一般能力適當自衛時，不安全才會起癱瘓作用。主要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對于家的繁榮來說，政府的壓迫要比自由製度下幾乎任何程度的沒有法律的混亂狀態有害得多，因爲政府的權力一般說來是任何個人所無力反抗的。一些家盡管于四分五裂的近乎無政府的狀態，卻仍能積累一定數量的財富並取得一定程度的進步，但如果人民無限地遭受政府官吏的專橫壓榨，這樣的家則不可能繼續保有工業和財富。在這樣的政府統治下，要不了幾代人的功夫，工業和財富就會消失殆盡。僅僅由于這一原因，地球上的一些最爲美麗富饒的地區，先是在羅馬人的統治下，後來在土耳其人的統治下，變成了一片荒漠。我說僅僅由于這一原因，是因爲這些地區本來可以象其他家那樣極爲迅速地從戰爭的破壞或其他暫時的災難中恢複過來。艱難困苦通常只會激勵人們努力奮鬥，致人于死地的是白白努力而無結果。
政府課稅過度雖然會造成很大危害，但從對經濟的影響來說，所造成的危害卻不如輕得多的政府官吏的壓榨那麼大，因爲這種壓榨或者使納稅人受到政府官吏的專橫對待，或者使技藝、勤勞和節儉于不利地位。在我，賦稅給人們帶來的負擔是很重的，可是由于人人都知道賦稅的限度，繳納的賦稅很少超出人們的預料和計算，由于課稅的方式不那麼挫傷人們勤勞和節儉的積極
，因而賦稅幾乎沒有減少繁榮；有人甚至認爲，賦稅反而增加了繁榮，因爲它使人們更加勤勞以減輕賦稅帶來的壓力。但在許多野蠻而專製的東方家，課稅就是要束縛那些已經獲得了財産的人，沒收他們的財産，除非他們用巨款進行疏通，因此，在這樣的家，人們是不會自願勤奮工作的，只有巧取豪奪才能致富。甚至在較爲文明的家，課稅方法不得當，也會産生與此相類似的結果，雖然程度要輕一些。革命之前，法作家認爲，法的農業之所以落後，農民之所以于悲慘境地，主要是由于課征人頭稅的緣故；其實不是因爲這種稅過重。而是因爲它是按照農民的可見資本的多寡課征的，因而農民覺得越窮越好，由此而鼓勵了懶惰。財政官員、監督官以及代理總督的濫用職權，要比沈重的賦稅更加有害于繁榮，因爲濫用權力會破壞安全；所以享有自治權的地區由于沒有這種禍害，情況就要好得多。俄羅斯帝盡管具有極爲巨大的改良經濟的潛在能力，但家官吏的普遍貪汙腐化卻嚴重地拖了後
，這是因爲，家官吏收入的多寡，要看他們能否製造麻煩，然後再接受賄賂消除這些麻煩。
不過，單純的過度課稅，即便是明確而有限的，撇開不公正不談，也是一種嚴重的經濟弊害。課稅過度使勤勞得不到足夠的報酬，因而會使人懈怠。在遠未造成這一結果之前，課稅過度就會極大地妨礙資本的積累，或使資本外流。落在利潤上的賦稅，即使沒有超過這種收入應納的份額，也必然會減少儲蓄的動機，除非有利潤較高的外投資機會。例如，在荷蘭，利潤似乎早已達到了實際最低平，因而在上一世紀，其富有的資本家就已把很大一部分資本投在了其他家的公債和
票上。這種低利潤率被歸因于沈重的賦稅，而沈重的賦稅在某種程度上則是其地理位置和曆史所強加的。的確，荷蘭的賦稅數額很大，其中許多是對必需品課征的稅，這種稅特別有害于工業的發展和資本的積累。但是，當賦稅總額很大的時候，其中一部分就不可避免地是有害的。任何消費稅，如果很重的話，即使不落在利潤上，也往往會使中産階級攜帶資本移居外，因而其結果與課征利潤稅是一樣的。雖然我並不象一些政治經濟學家那樣認爲，一個家只有財富迅速增加才算境況良好，但我卻認爲，一個獨立家若過早地于停滯狀態，而其鄰則在不斷發展，那就會使它陷入嚴重不利境地。
政府保護人身和財産安全這個大題目，還可以細分爲許多小題目來談。例如，司法機構……
政治經濟學原理第8章 論政府的一般職能及其經濟影響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