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埃傑沃思和克拉克對運用邊際效用的優先權均有某種要求，但菲力普·亨利·威斯蒂德則有所不同，他在邊際效用學史上多半是一位門徒，而且主要是作爲教師而聞名，他在1880年代曾對許多人很好地運用邊際效用學說作出了貢獻。
我們不知道最初是什麼因素引起了威斯蒂德對傑文斯《理論》的注意。威斯蒂德于1874年來到倫敦，任小波特蘭街惟一神教教會牧師20多年。傑文斯于1876年來到倫敦，比威斯蒂德晚來兩年，一直在此住到去世（1882年）。他們都住在倫敦期間（1876－1882年）可能有些來往，但沒有什麼材料可以說明這些來往的
質。事實上他們在進入大學學院前的許多年間已有不少來往。羅賓遜說，威斯蒂德在1882年買了一本傑文斯的《理論》（再版），“在幾乎每一頁上都加了邊注，說明他對傑文斯的理論作了多麼深入和廣泛的思考。”也許這就是他對傑文斯經濟學的最初一瞥；此後不久（1884年）就出現了威斯蒂德的第一篇經濟學著述。
威斯蒂德最初是在一個名爲“經濟圈”（the economic circle）的團
發表他對傑文斯著作看法的，該團在傳播邊際效用思想從而在1880年代英
經濟思想史上起過重要作用。可惜其曆史詳情至今不明，爲數不多的資料也散失了。他的所有成員已不在人世，也沒有發表任何有關的重要史料。這個團最初幾年同當時的非教的“貝德福德教堂辯論學會”有聯系，該學會的發起人是s．a．布魯克牧師，他在1880年代初退出英教還曾引起相當大的轟動。至少，貝德福德教堂辯論學會的一些成員也屬于這個經濟圈。他們是悉尼·韋伯，伯納·肖，格拉斯·瓦拉斯，亨利·比頓。
赫弗德曾提到布魯克，他說：“布魯克本人（在貝德福德教堂）現在也表現出同樣的異端征兆，而他〔威斯蒂德〕爲了避難已經轉到布魯克的教堂。在曼徹斯特學院就讀于他名下的青年人中，一些思想敏銳的人也在探討亨利·喬治的學說。這是重要的，因爲事實上我們正是把“經濟圈”的基礎歸于他們的首創精神……”曼徹斯特學院的這批思想非正統的學生受到亨利·喬治新近在倫敦多次演講的激勵，大都具有社會好奇心。他們從一開始就得到威斯蒂德的指導，而威斯蒂德（按赫弗德的說法）“作爲一種回報，也要求他們爲此而掌握傑文斯提出的數學分析工具”。赫弗德指出了幾位曼徹斯特學院學生的名字，但其中無人同我們這裏所談的問題有關。
比頓于1884年3月成爲這個“經濟圈”的成員。該團成員第一次遇見比頓是在“哈姆斯蒂自由俱樂部”的一次會議上。比頓和威斯蒂德在會上稱贊了亨利·喬治。這次會標志著“比頓和威斯蒂德終生友誼的開端”，它還標志著邊際效用思想傳播的一個裏程碑，因爲比頓以許多方式給予威斯蒂德大力支持。比頓在經商上取得很大成功，他是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成員，他在1880年代草創電器工業方面起過積極和有益作用。他晚年遷出倫敦，並轉向農業研究，不過他還總是有時間和辦法撰寫有關複本位製的小冊子，他熱心
辦經濟學家這個協會的活動。博納說，他“是那些影響大于名聲的人之一”。
1884年10月，“經濟圈”再次得到了加強：它的會議轉到比頓的宅第舉行；成員也增加了，其中有哈伯特·薩默頓·福克斯威爾，弗朗西斯·西德羅·埃傑沃思，悉尼·韋伯。威斯蒂德繼續“作爲一位熱心的研究者，他現在發現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緊緊地把握內經濟問題的核心”。同年同月威斯蒂德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經濟學文章，刊登在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聯盟的機關刊物、宣傳雜志《今日》上。
這篇文章試圖反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點即剩余價值理論，反駁的依據是，物品的價值不取決于生産它所使用的勞動量，而取決于它的邊際效用。威斯蒂德在反駁馬克思時使用了傑文斯的方法，他說：“對這個問題所提出的完整而確切的答案使傑文斯的名字永垂不朽，我在本文所作的，就是把傑文斯交給我們的這個有效的研究工具用于解決我們討論的各種問題”。他花在研究傑文斯著作上的兩年時間終于結出了果實。
威斯蒂德反駁馬克思的理由如下：商品和勞動的價值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效用，更准確地說，取決于勞動産品的邊際效用。關鍵之點仍然在于依照邊際效用論，物品的價值和勞動的價值決不會同生産它們所用的勞動量趨于一致，這是不言自明的。而按照勞動價值論它們卻是一致的。它們的價值（依照邊際效用論）不相符合，除非假定勞動能流入物品的生産，或能流入勞動的生産，但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可能蓄奴”。對于強調邊際效用（而不是勞動成本）價值論和反駁馬克思來說，這些說法是遠遠不夠的，因爲只要物品和勞動的價值仍然同生産它們所需要的勞動量成比例，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就依然能站得住；威斯蒂德對馬克思的反駁在于表明，這種比例只在例外場合才成立。威斯蒂德以其引進的邊際效用的方法，可能對馬克思的全部學說（不僅是剩余價值理論）投下了
影，因爲馬克思的整個價值論和“科學社會主義”都是奠立在勞動價值論之上的。
威斯蒂德的文章激怒了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其領導者亨利·邁耶爾·赫德曼。赫德曼盡管沒有答複威斯蒂德，但他一生都致力于诋毀傑文斯和邊際效用學說。對威斯蒂德的回答最終來自一位熱誠而年輕的社會主義者喬治·伯納·肖。他的回答是在些許躊躇並意識到無論那位社會主義朋友和熟人也沒有他對此問題懂得更多之後作出的。“他後來說：‘我讀了傑文斯的書，絞盡腦汁去猜想他的混亂不堪的微分法究竟意味著什麼，因爲我就像一頭豬不懂節假日一樣不懂微分學。’”若幹年後，他又寫道，他的答複“對一種謊言來說並不錯……”他在答複接近末尾時抱歉地表示：“位于供給邊際上的效用；傑文斯語言的模糊不清以及討論課題的極不通俗，迫使我強烈地反對威斯蒂德先生，而不是去徹底分析和討論他的有趣的貢獻。
同反對威斯蒂德立場的一些小的爭論相比，伯納·肖並不想走得更遠。他公開表示“他一點也不想在這裏保衛馬克思而反對威斯蒂德”。肖甚至認爲馬克思在未出版的《資本論》中可能對傑文斯的效用理論作了大量研究，這種情況可能使對馬克思的任何維護以及對威斯蒂德的反駁都歸于無效……
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第13章 威斯蒂德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