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第1章 傑文斯的邊際效用觀點的形成上一小節]牛津。這些教授的微賤地位使其著作不被傑文斯所注意。
牛津和都柏林的教授們對效用的偏愛是從何而來的（這種偏愛得到了如此充分的發揮，以致其中的一位對邊際效用在價值論中的作用作了幾乎完整的說明）？最大的可能是，早期的這批效用經濟學家有著一致的看法；這又因爲他們師承西尼爾或威特利。支配這批人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種思想。西尼爾在經濟學界的聲望比威特利高；不過，也有許多證據表明，威特利可能影響了西尼爾觀點的形成，而不是相反。這是自然的，因爲西尼爾初次遇到威特利是在他于1811年聘威特利作他的家庭教師時。西尼爾還可能把他自己選擇教授職業歸功于威特利，以至後來在西尼爾的講授中還不忘恩師的觀點。毫無疑問，這批早期效用理論家的中間聯系紐帶是威特利，而不是西尼爾。威特利在挑選勞埃德這位明星的效用經濟學家方面肯定起了作用。威特利在都柏林及時建立了以他自己命名的講席，並且支配著人選的任用。
威特利和西尼爾在價值問題上的言論不多。西尼爾最初論及價值（非常簡略，沒有涉及效用），是在他匿名發表的對兩篇農業論文的評論中。第二次是爲威特利《邏輯原理》所作的附錄（1826年）談到“價值”一詞的定義。他不贊成李嘉圖把價值與成本相聯系的觀點，但他也沒有提供一種思路，表明正確的聯系應是價值同效用。他最後一次回到價值問題是在1826－1827年的講義中（這些講義10年後才出版）。西尼爾寫道：“在價值的三個條件即效用、可轉移
和供給有限中，最後一條是最重要的。”這不太像是一位效用經濟學家的說法。當然，西尼爾還進而提出了效用遞減原理，但是，他把這個原理同他對爲什麼“我們向往的不是數量而是品種多樣”的解釋聯系起來。除了前面引證的段落外，威特利再沒有談及效用與價值理論的聯系。但它足以同西尼爾在此問題上所寫的一切相媲美，而且先于西尼爾。
在勞動價值論占有牢固地位的情況下，威特利或西尼爾何以能夠使其他的“德魯蒙德教授”或“威德利教授”轉到效用價值論上呢？這種轉變的發生，多半是因爲這些作者（甚至包括西尼爾在內，至少在1825年）並不完全懂得李嘉圖經濟學，從而難于接受李嘉圖的學說
系。英
的這些早期經濟學者在知識的廣度和深度上同今天的經濟學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來說，研習經濟學只占他們生活的一小部分。他們幾經選擇，終以教授爲業，是基于動機，而不是基于他們對當時經濟文獻的了解。他們在授課和出版發表其一部分作品的同時，仍繼續他們的主業，或任律師（西尼爾，朗菲爾德），或任教會牧師（威特利，勞埃德），而且一般來說他們在教授任期屆滿後發表的經濟學方面的東西很少。
沒有誰能從這些早期英政治經濟學教授們的任何一人的著作中找到證據，表明他們確實曾經認真地通讀過李嘉圖的《原理》。他們之所以能提出一些創見，多半因爲他們不懂得李嘉圖價值論的內容，而較少因爲認識到了這一理論的缺點而要加以補救。他們所要求的一切不過是朝正確方向邁出一小步，威特利或西尼爾能夠做和實際做的就是這些；他們仍然停留在遠離勞動價值論陷阱的路途中。因此，英古典派成員忽視他們就不足爲怪了，他們對要攻擊的對象尚缺乏充分的了解。
因爲他們沒有惹起當時的爭論，而後來的作者們也沒有提及他們的思想，所以，當傑文斯于1859－1860年冬在倫敦製定他的價值理論時也就沒有發現他們的著作。
哈奇遜認爲，19世紀末期，在許多家促使經濟學家們研究邊際經濟學的一般動力，是對鐵路或其他需花費巨大管理成本企業的研究。如果說“德魯蒙德教授”和“威德利教授”未能影響傑文斯，那麼，也許鐵路起了這種作用。傑文斯的誕生之日（1835年9月12日）和誕生之地（英格蘭利物浦），肯定使傑文斯的早年生活同英格蘭最初的鐵路建設密切相關。傑文斯對此問題也確實饒有興趣，因爲他爲澳大利亞的報紙寫過鐵路問題的文章。不過，他的文章並沒有表明他已認識到邊際效用與鐵路的成功經營的關系，當然也談不上邊際效用分析了。傑文斯的其他著作也沒有顯示出鐵路問題與邊際分析，特別是與邊際效用分析之間的直接關系。
希克斯借助于拉德納的《鐵路經濟學》一書，在鐵路問題和傑文斯的邊際分析之間搭起了一座間接的橋梁。希克斯認爲，通過閱讀拉德納的著作，傑文斯受到古爾諾的影響，從而接受了依據那些可靠資料把邊際分析應用于效用的思想。也許如此。但是，依據同樣多或更多的證據，我們可以說，當傑文斯閱讀拉德納的著作時，他受到了杜皮特的影響。因爲拉德納把他的鐵路支出的分析明白地建立在“《橋梁與道路年鑒》等期刊上一系列有關鐵路費用分攤的論文報告”的基礎上。拉德納特別提到了朱利恩（p．a．jullien），此人的一篇關于運輸費用的重要論文，同杜皮特的著名論文“公共工程效用衡量”刊登在上述雜志的同一卷中。杜皮特不僅在拉德納後來引用的這一卷中發表了論文，而且他的論文所分析的問題正是拉德納感興趣的最優比率問題，在分析中所用的方法也是拉德納用的需求曲線。拉德納怎麼可能避而不見杜皮特關于運輸經濟學的著述呢？當然，在杜皮特的論文中（古爾諾的論文也一樣），以一種顯而易見的形式啓發或支持了拉德納的明確說法是很少甚或沒有的。
傑文斯對經濟學感興趣不到兩年便發現了效用的意義。在他24歲（當時仍滯留澳大利亞）時給其
的信中說：“透徹理解社會的各項原理現在對我來說是最有吸引力的事業。”在此（1858年）之前，他還抱有人人都對物理學有熱烈和強烈興趣的想法。對于他從物理學轉向經濟學，傑文斯未作解釋，只是說“從事物理學的人很多，而實用科學和工藝學則聽其自然”。
傑文斯後來又說過，對經濟學的新興趣使他逐漸轉向經濟學。一年後他給寫信說，雖然物理學提供了“一個幾乎無窮無盡的研究領域……然而在人的科學研究方面要作的事情更多。”同時，他還想把物理學方法，至少把應用數學方法應用到社會的研究中。他說：“我的大部分理論是以數學爲基礎來進行的，不過，我深爲抱歉的是，除了一般的論證外，我不能把數學方法貫穿到底。”
結果，當他1859年秋從澳大利亞回並開始在倫敦的大學學院學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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