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達致當下境地之道路爲何，當下崇高成就的實現所依賴的政製形式（form of government）爲何，以及生發它的民族習俗又爲何？……如果我們將視角轉向法律，便可發現它們爲存在著種種差異的各種人等提供了平等的正義；……我們于政製層面所享有的自由（freedom），亦擴展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層面。……但是，我們私人關系中的這種安舒自在，並不能使作爲公民的我們可以無法無天。對這種無法無天的憂慮，乃是我們的主要防衛屏障，因爲這一屏障告誡我們要遵守法律和法官的裁判（尤其是有關保護被損害者的規定），而不論它們事實上是製定法，還是屬于只要違反就必定使違反者蒙受大恥辱的不成文法。
pericles
舊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對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須根據當下的語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們在過去對舊真理所做的最爲有效的表述、已日漸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確的意義。盡管這些舊真理賴以爲基礎的理念（ideas）之確當
一如往昔，但其語詞（甚至當它們指涉的依舊是我們在當下所面臨的問題時）卻已不再傳送其往昔的信念；其論辯的情境也已不爲我們所知悉；而且它們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亦幾乎無力做出直接的回答。這種情形可能是無法避免的，因爲任何可能支配人之思想的對理想的陳述，都不可能是全涉的（complete）；因此，這類對理想的陳述，都必須適應于某一特定的語境，必須以當時所有的人所接受的大多數觀點爲基礎，而且還必須根據這些人所關注的問題來闡明一般原則。
自由理想激發起了現代西方文明的發展，而且這一理想的部分實現，亦使得現代西方文明取得了當下的成就；但是對這個自由理想所做的有效的重述，卻是發生在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事實上，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現代西方文明賴以爲基礎的那些基本原則，已日漸爲人們所忽略和遺忘。在這段時間中，人們所做的努力，主要在于尋求各種替代現行社會秩序的方案，而不是力圖改善或增進他們對構成西方文明基礎的原則的理解或運用。只是在我們開始面臨一種完全不同于我們先前的製度的時候，我們這才發現，我們已丟失了對我們自己的目標的清醒認識，我們也不再擁有任何強硬的原則，去對抗我們的對手所持有的那種教條式的意識形態。
在爭取世界各
人民的道德支持的鬥爭中，西方世界因缺乏堅定的信念而致使其自身
于特別不利的境地。長期以來，西方知識界領袖所表現出來的特征乃是：不再相信西方文明諸原則，蔑視西方文明已達致的種種成就，而只沈醉于創建種種“更佳世界”（bette worlds）的方案。顯而易見，我們不可能期望這種狀態會贏得追隨者。如果我們想在這場偉大的思想鬥爭中獲取勝利，那麼我們就必須首先搞清楚我們究竟相信什麼。如果我們不想人雲亦雲，毫無原則地搖擺不定，那麼我們也必須搞清楚我們想保有什麼。在我們同其他民族的交往關系中，我們也同樣有必要對我們的理念加以明確的陳述。如今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了哪一方的政治哲學會勝利的問題；而西方世界的存續問題，也可能恰恰仰賴于我們是否有能力將世界上足夠強大的各民族聯合起來，結盟于一共同的理想之下。
我們所的境況雖說非常不利，但我們仍需要爲此盡最大的努力。正當西方對其自身喪失信心的時候，正當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對那個使其獲致如今之成就的傳統喪失信心的時候，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士卻正在借鑒西方文明並采納西方的理想。亦正是在這個時候，西方知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自由信念，然而在西方的曆史上，恰恰是這種對自由的信奉，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夠導致文明之發展的力量，並使西方文明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迅速發展。因此，那些來自較不發達家的、承擔著向其人民傳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訓練的過程中，所習得的並不是西方早先建構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發的各種替代方案的夢想。
此一發展趨向，甚爲不幸，因爲這些西方信徒行事所依據的信念，雖說會使他們各自的家較快地模仿並獲致西方的若幹成就，但是它們亦將阻礙這些家做出它們各自的獨特貢獻；更有進者，並不是西方曆史發展的所有成就都能夠或都應當被移植于其他文化基礎之上的；更進一步看，如果人們容許那些受西方影響的地區所生發出來的文明自由生長，而非自上而下地迫使其生長，那麼它們就可能以一種更爲快捷的方式獲致適當的發展形式。如果缺乏自由進化的必要條件（即個人主動創新的精神），那麼不爭的是，沒有這種精神支援，就絕不可能生成發展出任何有生命的文明。當然，對于個人主動創新的精神是否是自由進化的必要條件，仍存有爭議，有人甚至反對這種觀點。但是無論如何，如果一個社會真的缺失個人主動創新的精神，那麼，首要的任務則當在催醒或開啓這種精神；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自由政權能夠有所作爲，而實非那種嚴酷統製
製（a system of regimentation）所能及。
在當下的西方，人們肯定還對某些基本價值存有著廣泛的共識。但是，對這些基本價值的同意已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期望這些基本價值重新獲得力量，那麼對它們做出綜合的重述及重新證明的工作，便是刻不容緩的急務。然而不無遺憾的是，迄今爲止，似乎還沒有一部論著對首尾一貫的自由觀念所能依據的全部哲學給出充分的說明，當然也不存在一部可供那些希望理解西方各種理想的人士所能研讀的論著。關于“西方政治傳統”（“the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如何演化發展的問題，曆史上已有不少論著對此做出了極爲精彩的解釋。這些論著指出，“大多數西方思想家的目標始終在于建構這樣一種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每個個人在最少依賴于其統治者的自由裁量權的情況下，可以在一先定的權利義務框架內享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和承擔由此産生的責任”，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據我所知，此類論著未能對下述兩個問題給出解釋：一是當西方思想家所追求的這種目標適用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具問題時，它究竟意味著什麼，二是證明此一理念爲正當的終極依據究竟爲何。
長期以來，人們在理解自由社會中那些與經濟政策相關的原則方面，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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