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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學》第2章 廣告發展簡史

經濟類作品

  世界文明發展已經幾千年。在這曆史的長河中,由于生産力shui平的不斷發展和提高,先後出現了幾次大的社會分工,出現了社會物質財富的交換,廣告也就在這種交換中産生。由于中外社會經濟發展的軌迹不同,各自的廣告發展史也具有不同的特se

  

第一節 中guo廣告發展簡史

  一、奴隸社會及其以前的廣告發展概況

  社會的第一次生産大分工,大約發生在原始社會的晚期距今約4000—10000年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證明,我guo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已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而龍山文化則出現了農業、製陶、牧畜、手工業等經濟生産部門的分工和顯著發展,並發展出新的産業——製酒。生産力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社會分工,使剩余産品出現從而奠定了私有製的基礎。同時,由于勞動者的技術專業化傾向,使各個勞動者在生産活動中所生産的産品品種和數量都不相同,勞動者總是傾向于從事自己所熟練的技術生産,因此,爲了滿足個人的需要,開始出現産品交換。隨著生産分工的深化,生産的物質品類逐漸增多,剩余産品也隨著增多,物質交換活動日趨頻繁,交換品的種類和地域也不斷擴大。在黃帝時代,便出現了貨幣交換形式,以實物貨幣如牲畜、銅器、布匹和貴重裝飾品作爲等價交換物,取代了原始的物物交換形式。

  爲了把用來交換的産品交換出去,就必須把産品陳列于市場,同時,爲了吸引他人,勢必需要叫喊等。實物陳列和叫喊是最早的廣告形式。這種形式的廣告,至今還在流傳,而其它的廣告形式,大ti又都是從這種廣告形式中演變而來,只不過是采用了新的手段和工具,注入了新的內容。

  奴隸社會時期,大約是在夏朝(約公元前21—前16世紀),在我guo出現了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行商階層開始出現。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日趨頻繁和廣泛,開始出現城市和集市。相傳,我guo最早的城市出現于夏禹時期。在夏、商(公元前16—前11世紀)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0年),據著名史學家吳晗考證,“周民中有一部分會做買賣的商人即殷遺民”,他們被迫集中在洛陽,被叫作“頑民”,經常被召集起來訓話,過著被監視的生活。他們被另眼相看,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爲了過日子維持生計,只好東跑西跑作買賣。這種爲貴族所小恥而又爲庶民所不能爲的行業,因爲社會的需要,就成爲殷遺民主要從事的行業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就是中guo輕商貶商的曆史遺俗的根源所在。

  從中guo的古典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詩經》中,還可以看到對商業活動的片斷描寫。《易經·系辭》記載:“神農氏作、列廛于guo,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詩經》的《邶·北風》用“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這樣的譬喻來描寫遭人拒絕之後的心情;而《衛風·氓》中,更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這樣的對商業活動進行直觀描述的詩句。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和奴隸社會時期的商業發展情況和原始的商品銷售形式——展示物品和叫賣成爲形象的廣告。

  二、封建社會廣告發展的相對鼎盛

  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前476年,我guo社會開始發生並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轉變。在這一時期,商人階層開始分化,分爲行商和坐賈,《莊子》中屢屢出現的“桂魚之肆”、“屠羊之肆”的提法就是明證。行商是走村串寨進行沿途買賣的商人,坐賈是有一定場所的、招徕他人來買賣東西的商人。《白虎通》中對商賈之分有這樣的描述:“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爲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曰商,居買曰賈。”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把陳列于市的實物懸挂在貨攤上以招人。這樣,就在實物陳列的基礎上,演變和發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廣告形式,《晏子春秋》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君使服于內,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也。”這句話就足以證明,至少當時已存在幌子這樣的廣告形式。與此同時,在河南省登封縣告鹹鎮發掘出土的東周陶器上都印有“陽城”篆ti陶文字樣標記,被認爲是我guo最早的文字廣告。

  秦始皇統一中guo之後從秦到隋的800年間(公元前221年—公元618年),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土地的改革和新的稅收政策的實施,社會生産力較春秋戰guo時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秦始皇的中央集權製度和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的措施,以及漢代長期的“休養生息”政策的落實,在客觀上爲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西漢的“文景之治”以政通人和、guo泰民安而著稱,商業的發展規模和範圍無疑又比春秋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

  在這一時期,城市進一步發展。在幾百年間,洛陽成爲

  聞名于世的大都會,店鋪很多。店鋪在當時被稱之爲“市樓”,門口有一人接待顧客,所采取的廣告形式有口頭廣告、實物陳列等。尤其是幌子,這時已多爲固定店鋪所采用,如酒旗、垆等。“垆”作爲店鋪幌子的原始形式,出現在兩漢時期,爲以後的店鋪裝飾起了開創作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就有關于西漢時司馬相如的有關記載:“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垆。”東漢詩人辛延年亦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垆”的詩句。據認爲,當時(東漢)已有外guo僑民居住guo內,從事商業活動。

  公元400年以後,北魏始尚文治,商業出現一個時期的繁榮。據史書記載,當時的洛陽,市東有“通商”、“達貨”的二裏大市,“舟車所通,人迹所履,莫不商販也”。另有延酤、治卷二裏,“裏之人多以釀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者,善釀酒,季夏盛暑,以罂貯酒,暴日中一旬,酒味不動,飲之爲美”。在這裏,劉白墮的曝曬酒于太陽之下,無疑是一個實物示範廣告,因而使“京師朝貴出郡遠相饋贈,逾以千裏”。廣告效果之好,使這種酒名聲遠播。

  公元581年,隋朝統一中guo,城市商業已初具規模。史書記載隋炀帝時,“天下之舟船,集于通濟橋東,常有萬余艘,填滿河路。商賈貿易車馬,填塞于市。諸善酋長入朝者,常請于東市交易,炀帝許之,先命整頓市肆。檐宇如一,鹹設緯帳,珍貨充集,人物貨盛。賣菜者,籍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直。”這一段描述說明了當時的商品交換集市的規模之大、涉及之廣。東市是隋炀帝批准對外開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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