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相信政治和經濟是可以分開的，並且基本上是互不相關的；相信個人自由是一個政治問題而物質福利是一個經濟問題，並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經濟安排結合在一起。當前這種思想的主要表現是很多人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這些人強烈譴責蘇聯“集權社會主義”強加于個人自由的種種限製的嚴重程度，並認爲一個
家有可能采用蘇聯經濟安排的主要特征，然而又能夠通過政治安排來保證個人自由。這一章的論點是：這種觀點是一種錯覺；在政治和經濟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政治和經濟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別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在保證個人自由的意義上不可能是民主的。
經濟安排在促進自由社會方面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經濟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廣泛的意義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經濟自由本身是一個目的。其次，經濟自由也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經濟自由的上述兩種作用中，需要特別強調第一種作用，因爲特別是知識分子對于把這方面的自由放在重要地位具有一種強烈的偏見。他們傾向于蔑視那些被他們看作爲生活的物質方面的東西，並且傾向于把他們自己追求的被認爲具有較高價值的東西看得不可比擬的重要，從而值得特別加以重視。然而，對我們家的極大多數公民來說，如果不是對知識分子來說的話，作爲政治自由的一個手段，經濟自由的直接重要
的意義至少可以和經濟自由的間接重要相提並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于外彙控製，英公民不准去美度假；在這件事情中，英公民所被剝奪掉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公民由于政治觀點而不准去蘇聯度假一樣。在外表上，一個是對自由的經濟限製，而另一個是對自由的政治限製；然而兩者之間沒有實質的區別。
法律迫使美公民使用大約其收入的10％來購買政府經營的某種特殊退休合同，在其中，美公民被剝奪掉其個人自由的相應部分。這種剝奪的被感覺到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以及它和被大家認爲是“個人的”或“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宗教自由有多麼密切的相似之
可以在有關亞米西教派的一群農民的一個事件裏找到戲劇的表現。根據信仰的原則，這群人認爲強製的聯邦的老年退休方案侵犯了他們的個人自由，從而拒絕付稅或享受其利益．結果，爲了滿足社會保險的要求，他們的一些牲畜被拍賣掉。確實，把強製的老年的退休保險看作爲剝奪自由的公民們可能不多，但對信仰自由的人是從來不計算人數多寡的。
在不同州的法律規定下，一個美公民沒有自由來選擇自己的職業，除非他獲得從事該職業的執照．這樣的一個公民同樣地是在被剝奪排個人自由的實質的一部分。同樣情況也存在于那些願意用自己的一些貨物向瑞士人，譬如說，去換取一只表但卻由于外貿限額而不能這樣做的人。同樣情況也適用于那些爲了以低于製造商所訂立的價格來出售阿爾加礦泉
，並且按照所謂“公平交易”法而被投入監獄的加裏福尼亞州的人。同樣情況也適用于那些不能生産他自己所願意生産的數量的小麥的農民，如此等等。顯然，經濟自由本身以及它所牽涉到的事物構成整個自由的一個極端重要的部分。
由于經濟安排對權力的集中和分散權力所具有的影響，作爲獲得政沽自由的一個手段，經濟安排是很重要的。直接提供經濟自由的那種經濟組織，即競爭資本主義，也促進了政治自由，因爲它能把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分開，因之而使一種權力抵消掉另一種。
關于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場之間的關系，曆史的例證是和上述一致的。我找不到任何例證來表明：人類社會中曾經存在著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沒有使用類似自由市場的東西來組織它的大部分的經濟活動。
團爲我們生活于一個基本上是自由的社會裏，我們傾向于忘掉象政治自由這樣的東西在世界上的存在，從時間和地區來看都是很有限的。人類典型的情況是：專製、奴役和痛苦。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的西方世界是曆史發展總趨勢的突出的例外。以這個事例而論，政治自由顯然是隨著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製度的發展而到來的。希臘的黃金時代和羅馬時代的早期政治自由也是如此。
曆史僅僅表明：資本主義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顯然這不是一個充分的條件。法西斯的意大利，法西斯的西班牙，過去七十年間不同時期的德，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中的沙皇俄——這些都不可能被稱爲是政治上自由的社會。然而，在以上各個社會中，私有企業是經濟結構的主要形式。因此，明顯地存在著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安排而同時又沒有自由的政治安排的可能。
甚至在那些社會中，一般公民要比現代極權主義家，如經濟極權和政治極權結合在一起的蘇聯或納粹德的公民具有大量更多的自由。甚至于在沙皇時代的俄，某些公民在某種情況下可以不經政治領導當局的批准來調換工作，因爲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産的存在給家的集中權力提供了某些限製。
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之間的關系是複雜的，但決不是一個方面導致另一方面。十九世紀初期，邊沁和哲學的激進主義者傾向于把政治自由看作爲經濟自由的一種手段。他們相信：群衆受到強加于他們身上的種種限製的束縛，並且相信：假使政治改革給與大部分人民以選舉權，他們會做對他們有益的事，即選擇自由放任。回想起來，我們不能說他們是錯誤的。很大程度的政治改良和趨向大量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伴隨在一起。隨著這種經濟安排的變化，群衆的福利大幅度增加。
在邊沁自由放任主義于十九世紀的英取得勝利以後，接著到來的反作用即是對經濟事務日益增長地進行幹預。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在英和其他各地大大加速了這個集
主義的傾向。福利而不是自由成了民主家的決定的主張。由于認識到對個人主義的內在的威脅，哲學的激進主義者的思想上的繼承人——這裏隨意提到幾個，如迪賽、米塞斯、哈耶克和西蒙斯——他們擔心：繼續集中控製經濟活動會造成《通向奴役的道路》，正如哈耶克對這個過程所作的透徹分析的名稱所示。他們所強調的是把經濟自由作爲政治自由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事實顯示了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間另一種不同的關系。集經濟計劃確實幹擾了個人自由。然而，至少在某些家中，結果並不是壓製了自由，而是把經濟政策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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