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我們每一個人爲了吃、穿、住，或幹脆爲了享樂，消耗無數的貨物和勞務。我們想當然地認爲，什麼時候我們要買這些東西，就能買到。我們從不停下來想一下，有多少人這樣那樣出了力，提供這些貨物和勞務。我們從不問一問自己，爲什麼街角那個小店——或者現在的超級市場——的貨架上總有我們想買的東西，爲什麼我們大多數人能夠掙到錢來購買這些貨物。
人們自然可以假設，一定有誰在發號施令，保證以“適當的”數量生産“適當的”産品，投放到“適當的”地方。這是一種協調大批人活動的方法，即軍隊的方法。在軍隊裏，將軍下命令給上校，上校給少校，少校給中尉，中尉給軍士，軍士再下命令給士兵。
但是，完全靠這種方法或主要靠這種方法，只能指揮一個很小的集團。即使是最專斷的家長，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來控製家裏其他成員的每一行動。沒有哪一支龐大的軍隊能夠真正完全靠命令來統率。將軍顯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報來指揮最低級的士兵的每一行動。在指揮系統的每一級，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都必須注意考慮特殊情況，即考慮上級不可能了解的情況。指揮必須以自願的合作來補充——這種合作不那麼明顯可見，比較難于捉摸，但卻是協調大批人活動的最爲基本的方法。
俄
是個典型的例子，是所謂典型的中央計劃經濟，它那巨大經濟被認爲是靠命令來組織的。但這只是想象而並非事實。在經濟的每一層，都有自願的合作來補充中央計劃的不足或抵消它的硬
規定——有時是合法地進行，有時是非法地進行。①
①參看赫德裏克·史密斯：《俄人》（紐約：方形叢書和紐約時報圖書公司，1976年）；並參著羅伯特·g．凱澤：《俄：人民與權力》（紐約：阿瑟紐姆公司，1976年）。的因素，它運行的效率肯定還會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經驗悲劇地說明，完全不要市場，會使人們付出多麼慘重的代價。
在農業方面，營農場的全日工可以利用業余時間在小塊自留地上種糧食、飼養牲畜，供自己用或在比較自由的市場上出售。這種自留地只占全農田總面積的不到百分之一，但據說提供了蘇聯全部農産品的將近三分之一（“據說”，這是因爲大概有些營農場的産品，暗中當作自留地的産品出售了）。
在勞動市場方面，個人很少受命去做特定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實際上沒有什麼指導。倒是用人單位爲各種工作提出工資，而個人去求職，這同資本主義家很相象。只要受雇，人們就可能被解雇，也可能主動辭掉工作而去從事自己所喜愛的工作。但實際上有許多限製影響了人們挑選工作的自由，而且法律也禁止任何人成爲雇主。盡管如此，卻仍有許多地下工廠爲商品齊全的黑市服務。靠強製來大規模地分配工人，幹脆就行不通；而且很明顯，要完全壓製私人經營活動也是辦不到的。
在蘇聯，各種工作的吸引力，常常取決它們能提供多少非法兼職的機會。莫斯科的居民碰到家裏什麼設備壞了，如果找營的修理站，他可能得等幾個月才能得到修理。但他可以不這樣做，而去雇一個兼職的人——很可能就是在營修理站工作的人。住戶的設備馬上就能修好，那個兼職的也可得到一些外快，真是兩全其美。
這種自發的市場因素雖然與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相抵觸，但卻獲得了很大發展，因爲要消滅它們，代價太大。自留地是可以被禁止的，但人們一想起三十年代的饑荒，便感到不寒而栗。現在蘇聯的經濟已很難說是高效率的典範了。要不是有那些自發的因素，它運行的效率肯定還會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經驗悲劇地說明，完全不要市場，會使人們付出多麼慘重的代價。
正如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完全按指揮原則運行那樣，也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完全通過自願的合作來運行。每一個社會都有一些指揮的成分。它們可采取多種形式。可以是直截了當的。如征兵，禁止買賣鴉片或甜味素，法院禁止被告或要求被告采取某些行動；也可以是非常隱蔽的，如征收重稅來勸阻人們吸煙——如果這不算命令的話，可以說是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一種暗示。
兩者如何攙合，關系極爲重大。或是自願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動，其發展是由于占支配地位的指揮成分過于死板城是自願的交易成爲主要的組織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指揮成分的補充。地下的自願交易可以防止統製經濟崩潰，可以使它艱難地運行，甚至取得某些進展。對于主要以統製經濟爲基礎的專製統治來說，它起不了什麼破壞作用。另一方面，自願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經濟內部就具有促進繁榮和人類自由的潛力。它也許在這兩方面不能完全發揮其潛力，但就我們所知，凡達到過繁榮和自由的社會，其主要組織形式都必然是自願交易。不過我們要趕緊補充一句：自願交易並不是達到繁榮和自由的充足條件。這至少是迄今爲止的曆史教訓。許多以自願交易爲主組織起來的社會並沒有達到繁榮或自由，雖然它們在這兩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獨裁社會大得多。但自願交易卻是繁榮和自由的必要條件。
有一個有趣兒的故事，名叫“小鉛筆的家譜”①，非常形象地說明了自願的交易怎樣使千百萬人能夠互相合作。裏德先生用“鉛筆——即所有能讀書會寫字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通木杆鉛筆”的口氣，異想天開地這樣開始講他的故事：“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怎麼造出來的。”然後他就講述製造鉛筆的前前後後。首先木頭來自一棵樹，“一棵長在北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的筆直的雪松。”把它砍倒，運到站臺需要“鋸、卡車、繩子……和無數其他工具”。這些工具的製造過程涉及許多人和各種各樣的技能：“先采礦、煉鋼，然後才能製造出鋸子、斧子和發動機；先得有人種麻，然後經過各道工序的加工，才製造出了又粗又結實的繩索；伐木場裏要有
鋪和食堂，……伐木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裏面，就不知包含有多少人的勞動”
①載《自由人》雜志；1958年12月。
接著，木料被運進木材加工廠，在那裏圓木被製成板條，然後把板條從加利福尼亞州運到威爾克斯巴勒，在那裏做成這支講這個故事的特定的鉛筆。但這還只是鉛筆的外皮，那個鉛心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鉛。它最初是從錫蘭開采出來的石墨，經過許多複雜的加工，最後才製成鉛筆的鉛心。
鉛筆頭上的那一圈金屬是黃銅。他說：“請想想看所有那些開采鋅礦和銅礦的人吧，想想看所有那些運用自己的技術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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