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在《
富論》中論述關稅和對際貿易的其他限製時，寫道：
“在每一個私人家庭的行爲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個大的行爲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能以比我們自己製造還便宜的商品供應我們，我們最好就用我們有利地使用自己産業生産出來的一部分産品向他們購買。”“在任何家，人民大衆的利益總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爲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衆的利益正相反。”①
①亞當·斯密：《富論。，下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8和66頁。
斯密的這些話，現在仍然同當時一樣正確。在內和外的貿易中，從售價最低的地方購買物品而向出價最高的地方出售物品，是符合“人民大衆”的利益的。然而“自私自利的詭辯”卻導致出了各種各樣的限製，使我們買賣什麼、向誰買賣、以什麼條件買賣、雇用誰或爲誰工作、住在哪裏以及吃什麼、喝什麼，總之，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限製。
亞當·斯密指責“商人和製造業者進行自私自利的詭辯”。在他那個時代，商人和製造業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現在他們有了許多同夥。的確，我們中間幾乎沒有哪個人不在這一或那一領域進行“自私自利的詭辯”。用波哥的不朽名言來說：“我們碰到了敵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責備“特殊利益”，但當“特殊利益”關系到我們自己的時候，就不責備了。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對自己有利的，對家也有利——因而，我們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其最後結果是，各種約束和限製一起向我們湧來，使我們大家的
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這些限製，我們的境反倒會好一些。爲別人的“特殊利益”服務的措施給我們帶來的損失遠遠大于爲我們“特殊利益”服務的措施給我們帶來的好。
最明白的例子是際貿易。某些生産者因關稅或其他限製所得到的好，抵不上給其他生産者尤其是一般消費大衆造成的損失。自由貿易不僅能促進我們的物質福利，而且還能促進家之間的和平與協調，鼓勵內的競爭。
控製對外貿易會發展成控製內貿易。它們會同經濟活動的各方面交錯在一起。這種控製經常受到辯護，認爲是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特別是對于不發達家來說，更是這樣。把1867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同1947年獨立後的印度作一比較，我們就能檢驗出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和其他例子一樣，這一比較說明，內外的自由貿易是貧窮家改善其人民生活的最好途徑。
近幾十年來美內越來越多的經濟控製，不僅限製了我們利用經濟資源的自由，而且也影響了我們在言論、出版和信仰等方面的自由。
際貿易 人們常說，如果經濟學家意見不一致，那就一定是壞的經濟政策；相反，如果所有經濟學家意見一致，那就一定是好的經濟政策。經濟學家確實時常意見不一，但就際貿易來說，情況卻不是這樣。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不管在其他問題上思想立場如何，在際貿易這一問題上卻幾乎一致認爲，自由貿易最符合各貿易和整個世界的利益。可是各都征收關稅。僅有的幾個較爲重要的例外是：1846年廢除谷物法後英將近一個世紀的自由貿易、明治維新後日本的三十年的自由貿易和今天香港的自由貿易。美在整個十九世紀一直征收關稅，二十世紀，特別是1930年會通過了斯穆特一霍利關稅法案後，美進一步提高了關稅。有些學者認爲，這個法案加重了大蕭條的嚴重程度。自那時以來，通過簽訂一系列際協議，關稅有所削減，但目前仍然很高，也許高于十九世紀的
平。由于際貿易中的項目種類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現在無法作精確的比較。
同以往一樣，現在仍有許多人支持征收關稅，並美其名曰是爲了“保護”內工業。鋼鐵生産者和鋼鐵工人工會要求限製從日本進口鋼材。電視機生産者及工會則疏通會議員，試圖用“自動協議”的辦法限製從日本、臺灣或香港進口電視機和電視機零件。紡織品製造商、鞋類製造商、養牛業者、製糖業者和無數其他的人也都抱怨受到了來自外的“不公平的”競爭，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護”他們。當然，沒有哪一個集團在赤躶躶的自我利益的基礎上提出這種要求。每個集團都講“總的利益”，講維持就業或加強家安全的必要
。近來，在這些傳統的主張限製進口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條理由，就是需要加強美元對馬克或日元的地位。
曆來很少聽到的是消費者的呼聲。近年來，所謂消費者特殊利益集團越來越多。但是，任你查遍報章雜志或是會作證記錄，也找不到任何記載，表明他們發起過對關稅或其他進口限製的集中攻擊，盡管消費者是這種限製的主要受害者。我們將在第七章裏看到，那些自稱爲消費者說話的人，關心的是別的事情。
個別消費者的呼聲，在工商業者及其雇員的一片“自私自利的詭辯”的吵嚷聲中被淹沒了。結果是把問題嚴重歪曲了。例如，主張征收關稅的人認爲，創造就業機會本身就是一個可取的目標，不管受雇者幹些什麼，而且認爲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這顯然是錯誤的。如果我們需要的只是工作，我們可以創造任何數目的工作——例如，讓人挖坑再填上，或者做其他無用的事。工作有時候自身就是酬報。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是我們爲取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付出的代價。我們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産的工作——那些意味著將有更多的貨物和勞務供消費的工作。
另外一個很少受到駁斥的謬論是，出口好，進口不好。實際遠非如此。我們並不能吃、穿或享受輸出的貨物。相反，我們可以吃中美洲的香蕉，穿意大利的鞋，開德的車，並在日本産的電視機上欣賞節目。我們從對外貿易中得益的是輸入。出口是我們爲進口付出的代價。正如亞當·斯密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樣：一個家的公民如果能爲出口換回盡可能多的進口，或者爲進口支付盡可能少的出口，那就可以從中得到好。
我們所使用的使人産生誤解的字眼，反映了我們的一些概念錯誤。“保護”實際上意味著剝削消費者。“貿易順差”的實際意義是出口超過進口，也就是說輸出貨物的總值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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