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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他說》第26章

第2小節
南懷瑾作品

  [續老子他說第26章上一小節]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輕于韓又遠,   君固愁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間此   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于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實身ti的存在。志在天下guo家,成大功、立大業者,正爲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現在正因爲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chu而遊心于物慾以外,然後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guo家大衆的大利,立大業于天下,才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後來的君相們,大多都只圖眼前的私利而困于個人權勢的慾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歎!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于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于消極,太過于爲個人自私了。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愛己,正是大有爲于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于危牆之下”的大戒。修身養身無道,又哪裏能夠擔當起天下guo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而貿然談利益天下guo家的大業,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chu,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木有)堂禅師的一首詩,從表面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由來輕兩臂(便是上面所講   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世間何故重連城(價值連城的璧玉,   也就是趙相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龍亡大澤群鳅舞(秦失其   鹿,天下爭逐的翻版),兔盡平原走狗烹(範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後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滿目亂   坡眠白石(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後都是如此),有時特地憶初平(道   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但這裏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   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曆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爲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製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爲大臣者的自chu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曆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製度的政策來看,對于“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于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guo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製度,適合于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爲輕根”,你所認爲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征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   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qin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于二代,立爵五等,封guo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爲不   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   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于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于陪臣,   征伐不由于天子;吳並于越,晉分爲三,鄭兼于韓,魯滅于楚,海內無主,   四十余年而爲戰guo矣。

  這便是重爲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爲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爲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爲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鑒于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爲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爲王),認爲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系。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于劉邦的老婆——呂後,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盡。雖然由漢文帝劉恒的複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啓時代同室cao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cao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cao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guo帝王政治ti製,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娲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于藩鎮,宋代又鑒于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采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面。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ti製,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guo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ti。將來的天下,正因爲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于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嘩衆取寵的民主自由的製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複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chu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爲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曆代的高明從政者,如範蠡等人,以及較爲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幹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shui。退而求其次,又不如範蠡的隱遁而去。至于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se,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chu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爲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chu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chu”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chu”,寫些纏綿悱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爲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辎重。雖有榮觀,燕chu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镠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蹑足封時慮已深。

  隆准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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